十年的秦帝国只留得一篇李斯焚书议代表那第一帝国的思想。当李斯腰斩东市之日，革命军已起来一年多了，刘邦、项羽都已成了革命军的领袖了。在刘邦的军中有一个南方辩士陆贾，可以算是楚汉时代的一个思想家。
陆贾是楚人，跟着汉高祖革命，因为他有口才，故常常被派出去当代表；后来天下既平定，他出使南越，代表汉朝去封赵佗为南越王，他的辩才居然能使赵佗称臣奉约。二十年后，孝文帝元年（一七九），他又奉使到南越，也很有成绩。《史记》说他以寿终，死时约当前一七○年。
陛贾在汉高祖面前时时称说诗书，高祖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祖是个聪明人，懂得这话有道理，便对他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便著了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总说好，其书便叫做《新语》。
《新语》今本有十二篇，《四库全书提要》颇疑此书是后人所依托，不是陆贾的原本。《提要》举了三条证据：一、《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而今本《新语》之文悉不见于《史记》。
二、王充《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本亦无其文。
三、《穀梁传》至汉武帝时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传曰”，时代尤相牴牾。《提要》所疑三点，都不能成立。《汉书·艺文志》有陆贾的书二十七篇，王充所引未必出于《新语》，是第二点不够证明《新语》之为伪书。近人唐晏（原名震钧，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革命后改今名，生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死于民国九年，一九二。王重民先生有《唐晏传》）（《龙溪精舍丛书》本，《新语》跋）指出《道基篇》末所引《穀梁传》“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之语为今本《穀梁传》所无，可见他所据的《穀梁传》未必是汉武帝时代所出的，是第三点不够证明《新语》之晚出。最荒谬的是《提要》的第一条疑点。《提要》说《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陆贾《新语》作《史记》，我检《汉书·迁传》原文，并未提及陆贾，也未提及《新语》。原文只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汉纪》引作逮）《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四库馆臣一时误记，又不检查原书，遂据误记之文以定《新语》出于伪托，岂非大谬？我从前也颇疑此书，近年重读唐氏校刻本（《新语》没有好本子。唐氏此本用明人刻《子汇》本，参校范氏天一阁本，改正第六篇“齐夫用人若彼”以下二百二十八字的错简，移在第五篇“邑土单于强”之下，这两篇才可读了。故唐校本是《新语》的最好本子），觉得此书不是伪作之书，其思想近于荀卿、韩非，而鉴于秦帝国的急进政策的恶影响，故改向和缓的一路，遂兼采无为的治道论。此书仍是一种“杂家”之言，虽时时称引儒书，而仍不免带点左倾的色彩，故最应该放在《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之间，决不是后人所能伪造的。
《吕氏春秋》的第一句话便是：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陆贾《新语》开卷第一句话便是：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一）人功和天地参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术可言。故《新语》第一篇先说天道，次说地道，然后极力演说“圣人成之”的一个主意。天道是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地道是封五岳，画四渎，规洿泽，通水泉，树物养类，苞植万根，暴形养精，以立群生。……但最重要的是“圣人成之”。陆贾似乎受了韩非的历史见解的影响；韩非分古史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五蠹篇》）；陆贾也分古史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时期。他说：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谊，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木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
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植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
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
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隔绝，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挠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铄金镂木，分苞烧殖（埴），以备器械。
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这都是“先圣”的制作。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雝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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