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记汉武帝的宗教，不可不连带叙述“巫蛊”的大案子，因为那件案子最可以描写这个帝国宗教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上发生怎样重大的影响。
“巫蛊”是初民迷忌的一种。其方式虽有种种不同，原则却很简单。巫蛊的原则是相信神巫能用幻术达到一种愿望。巫者用术咒诅一物，可使男子爱一女子，或使某人得某种病，甚至于使某人病死，这都可叫做巫蛊之术。蛊字有迷惑之义，又有毒害之义。凡用巫术咒诅一种“蛊物”，希望使他人受此魔术的控制而达到迷惑或毒害的愿望，都是巫蛊。《封禅书》说：苌弘以“方”事周灵王（灵王年代为前五七一—五四五；而苌弘被杀在敬王廿八年，当前四九二年，见《周语》三。此当作敬王），诸侯莫朝周，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太平御览》七三七引《六韬》云：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头箭，丙丁日拔着口箭，戊己日拔着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名以来贡。这都是小说《封神演义》上姜太公请陆压用草人射死赵公明的影子。这便是巫蛊之一种。
秦民族有“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的迷信，这也是同一原理的迷忌。秦帝国有秘祝平官，“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这也和巫蛊同一原则。秘祝之官到汉文帝十三年（前一六七）方才废止。文帝诏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秘祝之官虽除，然而“移过于下”的迷信却继续存在。《汉仪注》有这样一条：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汉书》八四如淳注引）成帝绥和二年（纪元前七），荧惑（即火星）守心宿，这是当时占星学认为最大的星变。据当时的占星学说，荧惑所居之宿，其国受殃；荧惑犯心宿，帝王当其殃。故当时的星学专家李寻和贲丽都说大臣宜代皇帝当其灾。其时丞相是翟方进，皇帝便召见他，他退下来，还不曾自杀，于是上赐册曰：“皇帝问丞相：君有孔子之虑，孟贲之勇。朕嘉与君同心一意，庶几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念详计。……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
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这样“移过于下”，虽不用巫蛊咒诅，其用意正是和巫蛊相同。
武帝的宗教包罗一切地方民族的幼稚迷信，各地的祠巫方士会集于长安，其中很多巫蛊祠诅的小术。如太初元年（前一四）用丁夫人及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便正是巫蛊之术。皇帝一生所深信敬事，无一不是这一类的迷忌，自然造成一个幼稚迷信的宫廷和社会。皇帝既相信巫术可以咒诅匈奴、大宛，无怪宫中的妇女相信巫蛊可以度厄邀宠了，无怪市井的小百姓相信巫蛊可以消灾报仇了。黄金可以成，神仙可以致，河决可以塞，何况邀恩幸，消灾厄呢？况且武帝晚年，迷信已深，日日求长生，其实是日日怕老死；时时梦想神仙，其实是时时怕惧鬼祟。人人都在迷忌的空气里过活，故人人有病都疑是鬼祟巫术所致。在这个迷忌的风气之下，遍地都是恐怖，人人都起疑心，妻子骨肉都不能免除疑忌，稍有风吹草动，便可造成惨酷大祸。巫蛊的大祸便是这样造成的。
武帝少年时，和陈皇后不和，爱上了平阳公主家的歌伎卫子夫；陈皇后妒恨极了，时时寻死觅活的吵闹。她遂用女子楚服等，作巫蛊祠祭，希望诅死卫子夫，夺回武帝的恩宠。元光五年（前一三，武帝不过二十六岁），武帝穷治此案，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罢退居长门宫。（《汉书》九七）这是巫蛊的第一案。
隔了四十年，又有更惨的巫蛊大案。这时候，武帝年老了，越怕死，越多疑忌。征和元年（前九二），长安城中忽然起了一种谣言，说有奸人谋乱，闹的政府大恐慌，发三辅骑士大搜长安、上林中，闭长安城门十一日乃解。（《汉书》六）这一回的大恐慌，闹的城外待诏北征的官军饿死许多人（臣瓒引《汉帝年纪》说），已可见当时疑忌恐怖的空气了。巫蛊之祸即起于此时。第一个遭祸的便是丞相公孙贺。
公孙贺拜丞相之日（前一三），他见前任丞相多坐事死，故顿首涕泣，不受印绶；武帝不许他辞，他才勉强就职。这一件事已可见当日政治场中的恐怖空气。后来公孙贺拘捕了长安的土豪朱安世，安世从狱中上书，告公孙贺的儿子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使巫者祭祠诅皇帝，并在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祝诅有恶言。此案交有司案验，穷治所犯，公孙贺父子俱死在狱中，其家被族灭，阳石公主也诛死。事在征和二年（前九一）。（《汉书》六六）
这时候，武帝已病了，常疑心他的病是他左右的人用巫蛊祝诅所致。这点疑心便使奸人杀机诬告，不但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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