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高祖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天下，安事诗书？”陆贾对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书生的用处正在此。汉初盖公教曹参治齐国，建立了道家思想的信用；陆贾与叔孙通在高帝惠帝时的成绩，也建立了儒家的信用。叔孙通定朝仪，制定宗庙仪法，当时人称他为“圣人”，后世史家称他为“汉家儒宗”。
看陆贾《新语》。又《汉书》四三。（或《史记》九七，九九。）
二、汉初之七十年（前二○○—一三五）是道家思想比较占优势的时代。无为的政治最适宜于那个时代；当大权的人既不配有为，还是无为最好，让人民休养生息。但儒家的学者往往看不惯这种消极的政治。贾谊（死在前一六八）的《治安策》便是明白攻击当时的“无动”、“无为”的政策。同时的晁错（死在前一五四）也想积极有为一番。但他们都失败了。贾谊死在迁谪，晁错斩于东市。武帝初年赵绾、王臧也想做一番积极的改革，被窦太后反对，都自杀在狱里。
看《汉书》四八及四九。又《胡适文存》三集卷七，页八七九—八八三。
三、窦太后死后，武帝亲政，招集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齐人）是汉朝第一个儒生丞相。董仲舒（死约在前一○四）虽不得势位，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汉朝的制度，比谁都更伟大。儒学成为帝国的儒教，是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三人的成绩。在制度方面，如立五经博士，为国立太学的基础；如用经学选官，能通一经以上的补官，是科举制度的起原；如罢绌百家言，专崇儒学，是统一思想学术的实行。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里开始实行的。
看《史记》《汉书》的《儒林传》。（有些不易句读之处，须参看两书。）
四、这个时期是方士最得意的时代，儒生都不免受了方士的大影响。武帝封禅祠祀，都用儒生博士定礼仪，襄祭事。武帝建立的帝国宗教实在是儒生与方士合作的结果。试举郊祭上帝一事为例。汉承秦制，郊见五个上帝。方士谬忌等提议五帝之上还有个太一，被武帝采用了。又有人提议作“明堂”；《孝经》本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说，所以儒生也赞成此事。方士公玉带奏上明堂图样，武帝也采用了。元封五年（前一○六），武帝亲祠太一、五帝于明堂，用汉高祖作配。史臣大书道：“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样实行《孝经》的儒教，其实是方士与儒生合作之功。
看《汉书·郊祀志》。看《春秋繁露》的《郊语》以下七篇，可知当日董仲舒等儒生确也极力主张郊天，所以能与方士合作。
五、儒教的大师董仲舒便是富于宗教心的方士。他的思想很像一个墨教信徒，尊信上帝，主张兼爱非攻。他深信天人感应的道理，他说：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这是天人感应的儒教的根本教义。他在这个根本教义上建立起他的阴阳灾异学：“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自己是个自信能求雨止雨的方士，著有求雨止雨的书。（看《繁露》七四，七五。）他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推求灾异之故。他又是个治《公羊春秋》的学者，所以又用历史比例法（analogy）来推论灾异。他的方法是：“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这个方法分三步：
第一步，先求《春秋》某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
第二步，次求现今某件灾异与《春秋》某件灾异为“同比”。（a比A）
第三步，然后比例推求现今此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而a比A，故a由于b。）
例如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辽东高庙灾（a）。董仲舒说此事，先寻出《春秋》哀公三年（前四九一）的桓宫、厘宫灾（A）可与“同比”；并先解释桓厘宫灾的天意是要鲁侯“燔贵而去不义”（A由于B）；然后推定辽东高庙灾的天意是要汉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a由于b）。董仲舒借此暗示武帝应该刬除淮南王。他因此下狱，定了死罪，武帝特赦了他。这个方法，虽是荒谬可笑，但在当日却震动一世，成为正统的灾异学方法。一部“五行志”记的汉朝经学大师推论灾异，全用这个方法。二千年来的儒生论灾异，也都用此方法。
看董仲舒的《对策》（《汉书》五六），又《高庙灾议》（《汉书·五行志》上）。《汉书·五行志》不可不读，这是西汉儒教的绝妙写真。
六、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之学，本是阴阳家的思想，自从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便成了儒教的正统思想了。他用《尚书》里的一篇《洪范》作底子，把五行分配《洪范》的“五事”（貌木、言金、视火、听水、心土），每一事的失德各有灾异感应。这个架子后来在夏侯始昌和夏侯胜的手里便成为《洪范五行传》。夏侯胜之学在汉朝成为显学，一传而有夏侯建、周堪、孔霸，再传而有许商、孔光等。许商与刘向各有《洪范五行传记》。这是灾异的“尚书学”，和上节说的灾异的“春秋学”相辅，合组成一个绝大规模的阴阳五行的儒教系统，笼罩了二千年的儒教思想。
看《汉书·五行志》及《儒林传》。此外应看《汉书》卷七五、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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