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元前二三○年到二二一年之间，秦国的武力平定了六国，建立了第一次的统一帝国。这第一个统一帝国只有十年多（二二二—二一）的寿命，秦始皇死后（二一），陈胜、吴广便起兵造反了（二九）。从前二○九年到二○二年，为楚汉之争的时期。从二○二年到一九五年，为叛乱时期。经过这十五年的战祸之后，第二个统一帝国——汉帝国——方才站得住。从此以后，中国便上了统一帝国的轨道。
这个统一帝国继续了近四百年（约前二—纪元二）之久，中间只有十几年的暂时分裂。这四百年的统一国家的生活，在中国民族史上有莫大的重要。分开来说，至少有这几点可以特别提出：
第一，这四百年的统一生活的训练，养成了一个统一民族的意识。从前只有“齐人”、“秦人”、“楚人”、“晋人”的意识，到这个时期才有“中国人”的意识。我们到现在还自称是“汉人”，“汉人”已成了“中国人”的同义名词了。这便是那四百年的一统生活的绝大成绩。
第二，在这四百年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渐成立，为后代所取法，故汉帝国不但造成了四百年的一统局面，并且建立了两千年统一帝国的基础。最重要的制度如郡县制，如赋税制度，如科举，都成立于这个时代。其中如郡县制虽起于秦帝国，但汉初分封子弟，疆土太大，几乎回到战国的局势。经过了贾谊、晁错、主父偃等人的计虑，才有由诸王分地与子孙的办法，“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到后来诸侯只能食租税的一部分而已，不能与闻政事。封建的制度到这时候才算废止。又如考试任官的制度，起于汉武帝时，后世逐渐演变，遂成为统一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有统一的科举制度才有同一文字的可能。那已死的古文所以能维持两千年的权威，全是这考试任官制度的功效。
第三，秦以前的各国文化虽有渐渐倾向统一的形势，但地方的色彩还是很浓厚的。秦是西戎，楚是南蛮，吴越也是南蛮。孟轲在前四世纪与三世纪之间，还有“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种族成见。秦始皇虽然用武力征服了六国，而种族畛域之见仍未能消灭，故南方民族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陈胜、项羽、刘邦都假借“楚”的名号，最后成统一帝业的刘邦便是南方的平民。但汉高祖虽是南方人，而他的眼光是很敏锐的，故能听娄敬、张良的话，定都关中。娄敬说的很露骨：“夫与人斗，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南方人立国，而定都北方，这便有统一国家的气象。四百年中，南北的畛域渐渐泯灭，只有对外族的开拓，而没有内国的种族争战。这长期的一统帝国之下，各地的民族宗教在长安都有祠巫，各地的人才都有进用的机会：齐鲁的儒生继续传经，蜀楚的文人宣传楚声的文学，燕齐的方士高谈神仙方术，一一都成了帝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帝者庇护之下都失去了原来的地方性。故这四百年的统一生活造成了统一的中国文化；有了这个伟大的基础，中国民族才能吸收各外族的文化，才能同化许多外来的民族。
第四，这个统一的局面在思想史上的最大影响便是思想的倾向一尊。秦以前的思想虽有混合的趋势，终究因为在列国分立的局势之下，各种思想仍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在这一国不得志的思想家，在那一国也许可以受君主的拥篲先驱。各国的君王公子又争着养士，白马非马之论固有人爱听，鸡鸣狗盗之徒也有人收容。但秦汉一统之后，政治的大权集中了，思想的中心也就跟着政府的趋向改换。李斯很明白地提倡“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焚烧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禁止以古非今，禁止批评政制。这时候虽然也有私藏的书，但在这统一的专制帝政之下，人人都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感觉。（《李斯列传》中记秦二世大杀群公子，公子高欲出奔而恐收族，乃请从葬先帝。这便是“无所逃死”的明例。）藏书的人须把书藏在壁里，传书的人须在夜半鸡鸣之间秘密约会，思想的不自由可以想见了。皇帝今天想求神仙，于是学者都得讲神仙。皇帝明天要封禅了，于是博士先生们又都得讲求封禅典礼了。秦法又很严，方术不验的便有死罪。卢生、侯生一案，诸生被坑杀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到了后来，秦始皇一死倒，连那位主张焚书的丞相李斯也不能有什么说话的自由了，他十分委屈求全，到头来终不免下在狱里，吃了一千余榜掠，还得“具五刑，腰斩东市，夷三族”。临死（二八）时，他回头对他的儿子说：“我要想和你再牵着黄狗，出上蔡（他的故乡）东门去赶兔子，那种乐事如今那儿去寻呢？”他剥夺了天下人思想言论的自由，等到他自己下在狱里，想上书自辩，只落得赵高一句话：“囚安得上书！”天下人都没有自由，丞相那能独享自由呢？
司马迁说：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孔子八世孙孔鲋）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谪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一二一）这一件事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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