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梁宗岱译勃莱克：天真的预示
诗人彭燕郊教授送我一册他作序的小书：《宗岱和我》。这是梁宗岱先生的夫人甘少苏女士的回忆录。甘少苏女士原是粤剧演员，她谦逊地自称“半文盲”，和梁宗岱先生结婚以后，才开始学文化。或许是由于她天资颖慧，且和梁先生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相濡以沫，至情所锺，这位“半文盲”记述的名震一时的诗人和学者生活经历的书，写得异常质朴、动人。当然，论述梁宗岱先生著译成就、学术思想等等，非她能力所及，对一些文化史实的论述与鉴别，也非她所长，读者自不会在这些方面加以苛求的。
梁宗岱先生早就人为地被中的诗坛和翻译界遗忘了。还在一九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规划出版《诗苑译林》丛书时，我曾参与了这套丛书的规划设计、选题审定等方面的讨论。其中除冰心先生、罗念生先生、卞之琳先生等许多名家都有专题的译作外，出个人译诗集的那时暂定了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湘、孙用、戈宝权、施蛰存等先生。讨论选题时，有人问：“梁先生还在世么？”一位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的青年编辑说：“还在。在广外呢！不过，病得不轻。”译文编辑室其他同志，对梁先生近况，则一无所知。结果，决定委托彭燕郊教授和他联系。一九八三年便出版了由唐荫荪兄担任责任编辑的《梁宗岱译诗集》，除去毁于十年浩劫的《浮士德》第一卷外，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译诗，印了二万七千五百册。书出版后不久，梁先生就辞世了，但他总算眼看到了那集子，虽然那书也只能算是一九三四年商务出版的《一切的顶》的翻版。
除了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张瑞龙同志的长文《诗人梁宗岱》之外，可以这样说，《梁宗岱译诗集》的出版，使读者重新记起了这位“五四”以后颇有些影响的诗人和翻译家。而《宗岱和我》的出版，则使读者们比较系统地了解到这位诗人和翻译家的坎坷际遇，阅后不能不使人一掬同情之泪。甘少苏女士记述的梁宗岱先生的前半生，才华横溢，奋发有为，十八岁时，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得到了郑振铎先生和沈雁冰先生的赞赏，被邀参加“文学研究会”；随后到欧洲留学七年，在法，同时得到了两位思想、艺术倾向迥然不同的大师保罗·梵乐希(今译瓦勒里，paul valel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去世后，法曾为他举行葬)和罗曼·罗兰的赏识。梵乐希与他结为至交。罗曼·罗兰非常欣赏他法译的陶渊明的诗，在给他的信中称这种翻译是“杰作”，“令人神往”；并在瑞士的寓所，破例接待过他。梁宗岱先生也一再提到这两位大师给予他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回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法文系、南开大学英文系担任教授，抗战时期任复旦大学教授。那时，他生气勃勃，努力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甘少苏女士这些记述，与温源宁教授在三十年代所写的《一知半解》一书中，对梁先生的记述，大吻合。温源宁这样写道：
“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润的双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对‘五感’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温源宁著《一知半解》，南星译，第56—57页)
温著作于三十年代，那是用英文写的，中译本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版，其时，梁先生去世已过五年，我估计，甘少苏女士不一定读过，可是他们两人的记述不谋而合。
后半生的遭际与前半生就颇不相同。这位虽不服膺共产主义，但却颇想在共产领导下，为中做些有益事业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却屡遭打击，以至一蹶不振。先是在广西的一个专区，蒙受近三年冤狱，经中央干预后，才得平反。平反后，为了谋生，也为了济世，潜心研究中草葯；一九五六年才到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又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囚禁，挨斗，罚跪，被打，致伤，几乎送命。他情刚烈，宁折不曲，在这样的境中，当然就也只能选择了一条自我*醉的道路：皈依了宗教。但也就在被斥为“草包教授”，弃若敝屣的时候，在海外，特别是在法的知识界，却把他作为一种智慧的象征在怀念着他呢。彭燕郊教授为甘少苏女士此书作的序言，颇为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梁先生从乐观向上到痛苦幻灭的“精神旅程”以及其私人感情生活的曲折道路，写得悲凉、沉痛，读后不能不引起一番深思。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我想，除了彭燕郊教授的序言里明睿地提出的一些问题外，对这场看似是个人，其实是中众多知识分子的悲剧，还应该反思些什么呢？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引导中革命获得最后胜利的那两场内革命战争，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封建统治，但它自身却不能不带着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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