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碍通途。《破破论》久未翻印，世人得见者甚少。
牟生宗三云：“有宗说话，处处分割得太死煞，《新论》破之已详。空宗，从玄学之观点去看，只是破而不立，自无有宗之失。然谈到心地，与《新论》所云全性成行，全行是性，及智即是如等等意思，毕竟迥别，不知何故？”余曰：佛家思想根本多矛盾，此意非简单可说，亦难为不知者道。佛家派别甚繁，各宗之高文典册多半是总辑众家之说而成，其思想本不完全一致，甚难董理。余通玩佛家大旨，约有三端，是其超越古今处。一、于人生惑染方面深观洞照，详悉说与人令其自反。孔子不訾毁人生，不肯从这方面说，佛家偏要揭穿，虽不无短，佛家出世思想由此，而且将人生看得太坏，自有许多不良影响。却亦是不可少的说话。吾以为人生惑染方面识得最透者，自有天地以来，恐无过于佛家。中外文学家揭人生坏处者固多，然其态度冷酷，且从其小知小解而说出来，不是从广大心发出。二、佛家书形容一真法界空寂、清净、真实，远离一切倒妄与戏论，无上庄严，真令人有颜子欲从末由之感，吾于此直是穷于赞叹。人生不识此味，极可惜，孔子于此方面只是引而不发，大概恐人作光景玩弄，欲人深造自得之。孔子甚切实，但有佛家说一番却好。三、佛家书破除知见或情识处，直是古今中外无量哲人罕有如斯深远。老、庄虽反知，迹其言说，犹未臻妙境。欧西哲人大抵不出思辨窠臼，更难望老、庄矣。孔子境界高，直教人从实践中涵养本原，自不蹈情识一路，而其事大难，佛家一说也好。昔在北京与友人林宰平、梁漱溟言，佛家之学须看他大处深处，若云理论，则为宗教思想与空想所误者亦不少，余故欲评而正之。吾国向来嗜佛者大概属名士，谈玄说妙，无不陷于笼统与混乱，久为思想界之毒，其于佛家罕能得真知实见。今后从事西洋哲学者，甚愿其于儒佛二家学，作极深研几工夫也。
向与宗三言：从来哲人反知主张，余弗取，然哲学至乎穷高极深，当有超知之一境，俗学陷于知见中，不知有向上一层，亦大误。理智或知识，其效用终有限，未可与适道也。
与友人言：东方哲学皆谈本体。印度佛家阐明空寂之一方面甚深微妙，穷于赞扬；中国《大易》阐明神化之一方面甚深微妙，穷于赞扬。《新论》融佛之空，以入《易》之神，自是会通之学。《易》云“神者不测之谓”，穷理至万化真源处，无可致诘，不测而已。杜则尧问：“《十力语要》卷一有真实流一词，似费解，先生嘱玩《新论》，终不会，请见示。”答曰：本体显为大用流行，譬如大海水显为众沤，从众沤言，其起灭腾跃而不住，浑是一大流，余所谓大用流行者，可由此譬而喻。然复当知，大用既是本体之显，即非虚妄，故名真实流。向时章太炎以六经四子言天命，天者本体之名，非谓上神；命者流行义。天命犹云本体之流行。拟之佛氏赖耶生相，余《语要》中曾驳之，但未详耳。近日黄艮庸记有《摧惑显宗记》一册，收在“十力丛书”中，可参考。太炎于儒佛两无所解，后学勿为所误。
则尧记余语，有云：“《新论》谈本体，则于空寂而识生化之神，于虚静而见刚健之德，此其融二氏于《大易》，而抉造化之藏，立斯人之极也。若只言生化与刚健，恐如西洋生命论者，其言生之冲动，与佛家唯识宗说赖耶生相恒转如暴流、直认取习气为生源者，同一错误。若如东方释与道之只证寂静，却不悟本体元是寂而生生、静而健动，却不，至此为句。则将溺于寂、滞于静，而有反人生之倾向，佛氏是也。或安于阴柔，甘于颓靡，老、庄影响于汉以后之中国人，为害不浅也。江左以后，佛教与道家合流，实中国人之大不幸，此不及详。《新论》所资至博，非拘于某一家派之见。要皆反己体认于斯理，无门户可依，不虚妄造说，体系宏阔，百家之言其长处皆可融纳，其短处皆可避免，盖先生一生心力在此。”
西洋人之学尚思辨，吾先哲之学慎思明辨而毕竟归于体认。体认最上之诣，即孔子所云默识。秦汉以后学人，思辨、体认二者俱废。宋明诸儒不求思辨之术，虽高谈体认，而思辨未精，则不以浑沌为体认之实得者鲜矣。清季以来世变日亟，吾国学人缺乏独立创造精神，急于稗贩，则难言艰深思辨之业，炫于理论，更不悟有体认之境。西哲之理论，是从艰深之思辨得来，吾决不轻视。吾先哲由思辨而归于体认，直证真理，自无铺张理论之必要，此境界极高。近世学子目炫于西哲理论，而又不曾自用思辨，却轻妄菲薄先哲，吾平生提及学风便愤骂，实有所苦。余于哲学，主张思辨与体认二者交修，惜《量论》未能写出，今精力不堪用矣。
从来谈本体真常者，似谓本体自身就是一个恒常的物事，此种想法，即以为宇宙有不变者，为万变不居者之所依，如此则体用自成二片，佛家显有此失。西洋学者或受希伯来宗教影响，承认有超越万物之上神，固与吾之体用不二义极端违背；其或否认上帝，而建立本体以为宇宙第一因，则因与果仍自不一；或以为一一物依于种种形式而成，形式元是先物固存。今人遂有以形式相当于吾先哲所谓理。殊不知，儒家以理为本体之名者，则以本体元是至诚无息，涵备无穷条理，为万物所资始，故以理名，至诚，犹云至极真实。非直取空空无实的形式以为本体也。此云空空，系复词。本体如是空空无实，何得肇万化乎？总之西洋学人谈本体，皆近于佛氏所谓戏论，此中不及详谈。原拟作《量论》时，于《证量》一篇中论及之。
《新论》阐明体用不二，今揭大旨如下：
一、浑然全体流行，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是谓本体。
二、本体流行，现似一翕一辟，反而成变。如是如是变，刹那刹那，顿起顿灭、顿灭顿起，实即刹刹皆是顿变，无有故物可容暂住。奇哉大变！无以名之，强名曰用。
三、离用无体，本体举其自身全显为用，无可于用外觅体。譬如大洋水全现作众沤，不可于众沤外觅大洋水。
四、离体无用，大用流行实即本体显为如是。譬如众沤起灭腾跃，实即大洋水显为如是。哲学家否认本体者，便如小孩临洋岸，只睹众沤相，而不悟一一沤相皆是大洋水也。
五、体备万理，故有无量潜能；用乃唯有新新，都无故故。
六、本体真常者，是以其德性言，非以其自体是兀然坚住、无生无造、不变不动，方谓真常也。非字，至此为句。真常二德，实统众德。
综上六义，体用虽有分而实不二，其义易明。
西哲总将宇宙人生割裂，其谈宇宙，实是要给物理世界以一个说明，而其为说却不从反己体认得来，终本其析物之知，以构画而成一套理论。殊不知，人是官天地、府万物，如离开人生而纯从物理方面以解释宇宙，即其所说明之宇宙便成为无生命之宇宙，如何应理？余一向主张科学之外，应有哲学，即因科学对于宇宙只从物理方面分别部门去研究，而哲学直须向天地万物与吾人不可分割处作综会探索。综会之中亦自有精析，要是先见其大，而复加文理密察工夫，先哲所谓精义是也。各科学之理论自有可供哲学理论上之参证，然欲领会宇宙大生命，却非反己体认不为功。所以者何？宇宙大生命与吾人生命不可割裂为二故，若非反己体认，而徒以析物之知推演以成一套宇宙论，其于实际不相干，何待言？实际，谓宇宙大生命。此种意思，原拟为《量论》时详说，兹恐不及。《新论》以翕辟成变、辟为翕主，发宇宙人生之蕴，实从《大易·乾》《坤》推演而出。此中义海，无量无边，语言文字本无从透达，兹略提示。吾人须反己切究如何是自家生命，此中自家一词，不是指小己而言。倘于一念清净炯然炤明时，认识吾固有宝藏中，天然活活跃跃、健以开发之几，其动也充实不可已，浩然磅礴大宇，不知其从来，不知其所止者，是乃所谓辟，而吾人与天地万物共有之大生命即此物也。物字系虚用，回指上文所谓辟。孟子说“上下与天地同流”，说“万物皆备于我”，庄生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都缘识得此物，故能不为七尺之形所碍，而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耳。吾人有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之任务与功能，正是一体流通无闭阂也。吾人只有反己识得天然活活跃跃、健以开发之几上，才是吾固有宝藏，才是吾与天地万物共有之大生命；若私意私欲纷然缠扰时，便与天地万物隔截，开发不了。从来黠慧者能以强力宰物，终是丧其本来与天地万物共有之大生命，《易》所谓凶者是也。惟为天下除大患去大不平，而无私意私欲杂于其间者，方足发扬大生命。老氏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也。老学出于《易》，而多改变，唯此数语未失《易》之本旨。辟是健以开发之力，只于此识生命；人生自强不息，宇宙变动不居，皆原于辟。然辟之健，是大明无染，要不可以小己之强，杂于私慧者为辟也。
徐生问：“今有人以事物之理与宋明儒所谓天理，须分开讲，其说然否？”答曰：前儒言天理，谓本心也。此主乎吾身之心，即是主乎天地万物者也。理无定在而无不在。阳明说“心即理”，吾亦印可。然彼复曰“心在物为理”却未妥在。心是万理皆备之心，物亦是条理灿然之物，于心而见其即是理，亦应于物而见其即是理。如伊川说“在物为理”，是以理专属之物，而心乃空洞无理，纯为被动，吾反求诸心，而实不然，伊川不无失也。阳明说“心即理”，而反对伊川“在物为理”之说，因于在字上加一心字，是以为物本无理，由心在物，方赋予物以理，是穷理者只求之心，可不征于物。姚江学风所以见恶于晚明诸子也。余以为心作用之发现，万物之散著，同是天理流行，分殊即不无，本原何可二？
徐生鉴心谓时人疑余谈及西洋思想，辄以武断之态度而轻有所抑，此乃于吾书不求甚解之故。西洋思想来源，一为希腊思想，一为希伯来宗教思想。其来自希腊者，在哲学方面为理智之向外追求；其来自希伯来宗教者，为情感上对超脱万有之上神起超越感。余平生之学，主张体用不二，实融天人而一之，与宗教固截然殊途；至于西洋哲学专为思辨之业，余未尝不由其涂，要自不拘于此涂。恃思辨者以逻辑谨严胜，殊不知穷理入无上甚深微妙处，须休止思辨而默然体认，直至体认与所体认浑然一体不可分，思辨早自绝，逻辑何所施乎？思辨即构成许多概念，而体认之极诣则所思与能思俱泯，炯然大明，荡然无相，则概念涤除已尽也。余之学，始乎思辨而必极乎体认，但体认有得，终亦不废思辨，唯经过体认以后之思辨，与以前自不同。循物之则，而不容任意浑沌过去，由乎思想规范、论议律则，无别神异。唯洞彻本原，无侈于求知而陷大迷，知识虽多，而不见本原，非大迷而何？无纷以析理而昧理根，郭子玄《庄注》有理根二字，予深味之。穷理至万有根源处，无可复问其所由然，此方是理根。科学上各专门之知，哲学上各宗派之论，皆务析理而昧于其根者也。夫穷理者穷至其根，必将豁然于追问之徒劳，而默然自明也。宋人小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妙哉妙哉！吾谁与语？无徒劳外逐而忽于求己，思辨之功，都是王阳明所谓用力于外，而本原之学不得不求诸己。用力于外者，朱子《大学》格物补传所谓“即物穷理”，今云客观的方法是也。外求法，确是不得不用之一种方法，吾决不反对，但徒劳于此，而失其在己，则庄子“小知间间”之讥，与“人之生也若是芒乎”之叹，吾诚有同感矣。是乃体认有得后之特殊境界，非徒逞思辨者所可几也。
中国学术思想，孔氏之儒为正统派。晚周诸子仅存者，及印度传来佛法，今后之学者皆当精究。魏晋玄言与宋明理学，亦各有独到，不可一概菲薄。或曰：“书太多，甚难读。”余曰：此不知抉择耳。学问之事，由博而约，古哲已言之矣。不博而求成学，犹缘木求鱼也。然切忌一往杂博，人生精力有限，古今载籍无穷。且近世学术分类綦繁，欲专一学，拓基必宽，基址过狭，向上如何建筑？又凡一种学术之发展，必有其密切相辅之学，亦必有其极端相反之学，斯二者皆未可忽而不求，否则无以自广、无以自树，故博览工夫重要不待言。但如何博览去，确成问题。学术太繁，书籍太多，即一门学问之中，其书亦汗牛充栋，将如何博览耶？此在有眼识者，能于本业及旁治诸学，旁治，谓相辅与相反之诸学派。访求其根本大典，及第二三等书籍，分别列在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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