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错误的。义和团造反导源于中国北方，那里，一些没有文化的人，群起反抗虐待他们的中国基督教徒。由此产生强烈的排外思想。义和团相信他们的咒语能打胜外国人的大炮；一部分的官员（）相信，一旦外国人被驱逐出境，中国青年的崇欧思想也能随之消灭了。他们相信，这些外国人一旦驱逐出境，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是二十五年前的情况。今天，列强之在中国，已无疑问。从前，有些中国人果然要屠杀外国人；现今则否。为了表示抗议，我们只不过在经济方面，离开压迫我们的人。义和团运动则有绝对排外的性质。现在呢，动荡只限于反对英日。这种动荡已变为全国性了。这些事实都证明它不同于义和团造反。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动荡是布尔什维克的，因此应当镇压。这又是一个完全错误而且可笑的观点。布尔什维主义对于国家是否有利这个问题尚未得出结论。但是如果某一国家想试行该主义，乃是该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俄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摇篮与国家，然而别的国家与俄国维持外交关系，官方并未反对俄国的政体。中国的实业尚未发展，所以没有强烈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实业发达的国家中，共产主义危险要剧烈得多。倘使大家深信在中国，总罢工是受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在别个国家里，产生了工人运动，不以同样的目光去看待呢？为了反驳，我再举几个实例。三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区，成立了反共工会。最近，五月一日《工会总导报》杂志发表了有卅七个工人组织具名的电报，召集第二次反共大会。甚而即在六月九日上海事故之后，有许多组织纷纷公开申明反共。从这些例子看来，中国的工人是完全反共产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些轻信表面现象的人，认为俄国与中国间的友好表示，以及苏联寄给中国的慰问，揭露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化。他们不明白国际礼貌行动与本国的政治倾向是各不相涉的两件事。这是国际间常用的礼节。此外，俄国对中国取消了所有的旧条约，却与中国订立了一项平等公正的新条约。这样，自然引起了中国舆论对俄的友好同情。我们只知道俄国对我们友好，却不问俄国内部情况如何。如果日本和英国对我们采取像俄国那样的态度，人家能否想象，为了对它们表示友好，我们就采取了专制政体？
在中国国外，也许有人幻想：只须施压力于北京中央政府，排外就可以平息了。这又是一种错觉。当然，以往列强用此手段从中国获得一连串的优待，但是这已成为过去。当年中央政府是强大的，老百姓无权过问政治。可是从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国人感到自己的政治责任，政府也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了。中央政府可以执行政权，但必需获得民心。不然的话，即使中央政府欲在列强压力下让步，各省的省政府就要反对，甚而即使它们中间有部分跟了中央政府走，整个老百姓就要群起而攻之。列强用讹诈手段向中央政府获得的许诺，将化为幻影，因为这个政府的本身不是牢固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反抗，例如《凡尔赛条约》，虽则有日本人的压力，虽则中国政府愿意签字。畴昔强迫中国的手法不再合乎现在状况。为什么英国和日本在它们的对华政策中，不找寻一条双方都行得通的道路呢？
我希望这事会产生的，希望列强运用它们的影响，使两国改变它们对华的态度。日本工厂的厂主缩短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到八小时，提高他们的工资，使他们能生活，而无损于人类的尊严。这些厂主应该取消工头们对华工的暴行。如果日本厂主这样做了，总罢工立刻就会停止；工作时间虽则缩短了，产量却将上升。为什么日本人不采取美洲和欧洲工厂的制度呢？
英国应该责罚上海的英国巡捕头头，下令严禁无缘无故向和平的中国公民开火。它应该向被杀害的家属给予抚恤金。如果英国人对待我们和对待他们的同胞那样，他们就使我们相信他们是有公道观念的。
我还希望英、日、其它列强，进一步深入问题，他们自觉地看到以往他们与中国所订定的条约是不公平的，不合乎现代原则的，另行签订平等互利的新条约。于是中国方能自由发展，发挥它的能力，与列强友好合作，正对共同目标而前进。这不但是中国的幸福，也是全世界的幸福。凡是对于双方有利的事，必然高于单方面有好处的事。
经过深思熟虑，我将肺腑之言，奉告英、日与列强，请他们多多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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