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于全国的，这是不同的第四点。其他不同的情形还多，提出了这最大不同的四点，尽足证明是误会了。
第二，是说这次风潮，有“赤化”的嫌疑，不可不干涉的。这也是一种可笑的误会。过激政策的施行究于人民为福为祸，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若是有一国要试验这种政策，也是他的自由，外国没有干涉的理由。若说理应干涉，那过激主义大本营的俄国，为什么列强不肯合力的攻击他，而反承认他？列强对于过激主义的大本营，尚可承认，还要防他国赤化么？中国大工业尚未发展，贫富阶级相去不远，决没有赤化的可能；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容易赤化的程度，比中国近得多，为什么自己不防赤化，而反替中国担忧？若说同盟罢工，近于赤化，俄国革命以前，欧洲各国已经有多数的同盟罢工，难道都是赤化么？而且就事实上讲，三月二十日有劳工反对共产主义同盟会在上海县署备案，五月一日上海劳动纪念大会中有工团联合会发散劳动周报，载有上海三十七工团反对共产党，召集全国第二届劳动大会的通电；罢工风潮发生以后，本月九日，上海尚有新组织的爱国团体，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声明；可见这次运动，不但无赤化关系，而且与赤化相反。若说中国人现在有亲俄的趋向，而俄国政府对于这次被牺牲的华人，表示哀戚，是赤化的痕迹？但是政策模仿与国际友谊，全是两事，虽小学校学生也是知道的。俄国新政府成立之后，把一切帝国时代胁迫中国旧政府而订定的不平等条约与侵夺中国主权的行政权，一概废止，纯然取国际上彼此平等的关系；我们自然与俄国特别亲睦，与彼国内的政策何关？设使日、英两国，也同俄国一样的对待中国，我们一定也一样的亲睦英、日，难道有倾向君主政体的嫌疑么？
第三，疑此次风潮，可由日、英两国，以武力胁迫中国中央政府而了结，不必顾及全国民意；这尤是根本上的误会。中国外交史上，凡外国人在中国所得种种不正当的权利，都是用这个方法取得的，诚然有不少的前例，但都是已往的事。那时候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全国人民能视国事为己事的还少，所以有这种现象。自一九一二年革命以后，人人都有国家一分子的责任心，全国政治，渐向分权制度发展。一切适合民意的外交政策，当然由中央政府代表施行。若有不合民意的，就使中央政府受了胁迫，地方政府也要起而反对；就使一两处地方政府也受了胁迫，地方的人民还要起而反对；推倒不从民意的政府，而重建服从民意的；外力的胁迫完全无用了。如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的条约，中国政府本已受日本的运动而预备签字；卒以民意对于青岛问题的不惬，有五月四日的示威运动，继以各地方的罢市，政府不得不遵从不签字的民意。这就可以见列强对于中国的外交，即专用旧式的胁迫手段，去达到损人利己的计划，是不合于中国现势的了。何不容纳中国民意，采取双方有利的政策，开一个外交上的新纪元呢？
为这个缘故，我很希望日、英方面，能速自觉悟；希望日、英两国以外的列强，能劝告日、英，有对于近因的妥当办法。日本应当于工厂中规定每日八时间工作与适合工人生活的工资，且严禁监工者侮辱工人的举动。果然，不但纱厂的罢工风潮，可以消弭；而且减少工作时间，工作的成绩，反能优胜于没有减少的时候；这是欧美各国所公认的，日本何惮而不为？英国应当惩办放枪杀人的巡警，并规定以后不得擅动武器的禁令；对于死伤的华人，速为相当的赔偿；使华人深信英人的正直，无论对于英人或非英人，都一样的赏罚。
我尤希望日、英两国与其他列强，都有根本的觉悟；都宣告把从前与中国旧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条件的取消；特派专使，重订平等新约。果然，华人也能用自由的手腕，发挥固然的能力，而且以最友爱的感情，与各国人民共同操作，改进世界。这不但有益于中国，而且对于各国的利益，也一定比互相敌视的时代为高。双方互利的实益，一定比单方自利为稳固，这是人人能公认的。
我谨以极冷静极公平之态度告日、英两国与其他列强，以备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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