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七月）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生性最和平、最爱好秩序。博爱之道深深生根于他们心中。近数十年来，我们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深信物质利益与生存竞争，在西方比在中国，要强得多。但是我们也看到，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对中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中国已经派了好几千学生到西方去留学。他们学成归来，就把他们所知贡献给祖国。如果美欧专家访问中国，他们肯定能受到尊敬与友好的接待。
我们与英国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这些关系由来已久，而在中国，英语都行得通的。至于日本，日本文化导源于中国文化，直到最近，日本文化归附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这样，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好处。中日两国是邻国，人种相同，文字相同。中日两国的关系理应是友好无嫌的。那么为何最近中国舆论这样剧烈地反英、反日呢？我今天所要解释的就是这一点。
原因有两个方面：历史问题和最近问题。
先讲历史问题。一八四二年，英国用武力强逼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从此时起，中国常常被逼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我只谈这些条约中最重要、最苛刻的条款：领事裁判权、租地权、租界；某些特权（），例如在中国境内养兵；限制我们规定本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其它有利于外国商品的条款。中国必须将一部分国库收入存在外国银行里。于是乎，从个人经济到国家经济，我们都被外国人缚手缚脚了。然而国家思想逐步提高，中国再也不能忍受这些条款了。处境有些像一座火山：太强大的内在压力使它爆发了。
至于最近一些骚乱是怎样产生的？那就不得不提起：在上海日本人所开的工厂里，华工非常被虐待。在一切国家里，都实行劳动八小时制；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最低工资是四马克（）。惟独在上海及青岛日本人所开的棉纺厂里，中国工人每日劳动十三小时，工资只给华币四角，就是说约等于八十芬尼，或一个瑞士佛郎。近几年来，生活费和日用品价目，即使在中国，也高涨了。虽则中国人很节俭，很朴素，这样低的工资万万不能维持生活。此外，这样长时间的劳动也损害了工人的健康。当人家将这种情况与别国的劳动条件相比，人家必然为压力之大而吃惊。尤其残酷的是我们在上面所讲的日本工头对华工的对待，中国工人尽可能默默地承受着。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中国工人向上海日本工厂的领导人提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每天工作时间，改善日本工头对华工的态度。日本领导不接受这些要求，于是华籍工人罢工了。四月十二日，在青岛，日本人开的工厂里的华工提出同样的要求，也遭到拒绝，也罢工了。虽则不住地威胁与接触，双方的见解未能一致。全世界都向英国人学习工厂制度，但对于中国问题，可不要相信英国人接受金融界或很著名的技术杂志所提的意见。这些刊物说：“正因为中国工资便宜，所以日本人把工厂开到中国来。如果中国的工资上升到日本工资的水平，就再也无利益从实业上来征服中国了，于是这项实业就要被逼还返日本，因为万一警察和军队不能在中国充分地保障秩序和安全的话，日本实业就要冒极大的危险。”这种剧烈反对在中国提高工资的呼吁，证明在社会范围内的民愤是人为地由外国金融界挑唆起来的，它鼓励有社会观念与国际观念的人，胆敢正面把拥有四亿三百二十万人口的大国，当作人类的穷窠。二月二十八日，在丰田纱厂里，一个日本人用手枪打死了一个中国工人。五月十五日，在内外纱厂里，日本人用手枪打死十一个中国工人。这些残杀引起了总罢工。
在一切国家里，劳动人民有罢工权，同样，向罢工者表示同情，也是随在准许的。可是，最近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学生们对被日人厂里所杀害的中国工人表示同情，举行游行。英国巡捕向游行者开枪，七位中国公民被打死了。六月一日和二日，都有新的游行。英国巡捕加强压制，许多中国人受伤。英国人谎称他们是被逼出此。但六月十三日，一封美国致中国政府的电报中说“英国巡捕太匆忙草率了”。六月十五日，上海英籍萨缪尔（Samuel）用电报证明：那些被害的中国人都是在后脑中弹的。这就说明：这些被害者在英国巡捕之前，返身而逃，绝未抵抗。这其间，中国政府同列强政府代表进行磋商，企图禁止再度出现类似的残杀。然而六月十二日，汉口英国志愿军开机关枪向游行者扫射，杀死八人，伤人无数。在这种的残酷行为之下，中国忍无可忍，被逼起而坚决自卫。
当日本人与英国人这样严厉指责中国时，我们问：“我们对这两个国家干了些什么？”我们只不过不再为他们工作，抵制他们的商品而已。我们并无粗暴的敌对行为。我们仅止于消极抵抗。任何理智健全的人必能体会到：中国人太爱和平，太软弱了，所以不会采取积极性的反抗。我听说中国人的行动未能博得全球的同情。二十世纪中，大家都谈到社会公论与自主权利。可是现在面对中国工人所受到的虐待，无人同情他们而进行干涉。这点，尽管我们乐于反复思索，却始终不懂得为了什么！
在西方，人家对于一个错误观点有三种想法：许多人认为目前的骚乱像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的造反。略一思索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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