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卡尔的时候以后，生产力（例如在英国）已有着很大的增加，但是想到今日科学知识所给与的可能性，便知道仍然是落后的。它所以仍然是落后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经济恐慌经常阻碍生产；因为生产是为着市场，市场在资本主义之下既受限制，生产力的发达也随着受了限制；因为独占的厂家收买技术的发明，于是阻碍它得到广大的应用；因为生产不能有计划，于是不能有有系统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使农业保持着分散和落后的状况；因为资本主义要用巨量的资源在敌对的各群之间从事战争，对殖民地的人民从事战争；因为资本主义使劳力工作和劳心工作分离，由此妨碍着发明的开展；因为阶级斗争消耗大量的人类精力；因为资本主义使千百万的工人失业。
因此，工厂和矿、电力站和铁道、农业和渔业，能够而且必须重新改组，有最新式的设备，由此能够达到更高的生产水准。什么是这件事的目的呢？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
关于反对社会主义的动听的辩论中，有一个是这样说：假使把在英国所生产的每一件物品都平均地分起来，仍不能使工人的生活程度与前有何差异。即使这句话是真确的，——其实是不真确的，——也与卡尔的社会主义概念绝对不相干。卡尔认为社会主义能使生产的水准提到梦想不到的高度。并不是仅仅因为帝俄是落后的，苏联一九三八年的工业生产比战前的水准超过了八倍；即在工业发达的英国，生产的大量增加还是可能的。
这个关于生产水准的提高，同时也是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是人民的智力和文化水准也被提高的物质的基础。
但是这全部的发展须有有计划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要有更多利润可得的时候，新的工厂便被建立起来，任何特殊物品的生产便被增加起来。可是更高的利润，并非表示这物品是人民所需要的。对于这物品的要求，也许是来自最小部分的最富的人；或者某些例外的情况提高了一件物品的价格。凡是以利润为发动力的地方，生产只能有无政府的状态，结果在一方面是过多生产，在另一方面是过少生产。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不是为着利润而是为着应用，生产的计划是可能的。其实在工业完全社会化以前，生产的计划就已可能的了。只要主要的企业社会化之后，其他的企业多少已受着节制，那末生产的计划就可以成立，——这计划每年可以逐渐更为准确起来。
这样看来，卡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所包含的意义是生产手段归全体社会所有；生产力的迅速增加；有计划的生产。由于生产计划的特质，所以在社会主义之下，生产手段虽时在增加之中，却不会有过多生产的流弊。
全国的生产计划包括两部分：一部分计划是关于新的生产手段，——建筑、机械、原料等等；——还有一部分计划是关于消费品，不但是粮食和衣服，而且在管理以外有教育、健康服务、娱乐、运动等等。在国防仍然需要的时期内，在这计划中也须顾到国防的设备。
永远不会有过多生产，因为消费品的全部出产都分配给人民，——这就是说，全部工资和各种津贴是要等于消费品的全部价格。自然，也许会有不良的计划，——也许有一年的供给，脚踏车超过人民所需要，而靴子却太少了。但是这样的缺点很容易在第二次计划的调整中加以补救，纠正以前的错误，这只是对于一物和他物间调整生产，——从来不是减少全部的生产，因为全部的消费决不致少于消费品的全部的生产。由于这些消费品的有计划的生产增加，关于这些消费品的有计划的分配也随着增加。
但并不是把这些物品本身直接分给人民。先把钱分配给人民，即工资与津贴。因为消费品的价格是确定的，所以能使所付的全部工资和津贴等于消费品的全部价格。生产和消费之间，不会有任何不符，——凡是可用的东西，人民都可以得到。增加生产，这就是说增加可用的物品的量，也就是说增加人民所取用的量。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价格的效用，常被人误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价格的涨落指示供给和需要之间的关系。倘若价格上涨，这就是要求过大了；倘若价格低落，这表示供给太大，有减少的必要。于是价格成为生产的调节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只是消费的调节器；生产是依照着计划进行，价格是经过考虑确定的，所以所生产的都是被消费的。
消费品的全部出产，在人民间是怎样被分享呢？有人以为卡尔主张产品应该被平等地分享，这是完全误会的。为什么不可以平等分享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却是建立在它从资本主义所承受的基础上。如实行平等的分享，便是等于处罚每一个生活程度超出平均的人。熟练工人增加生产的工作在事实上对于社会是比不熟练工人的工作重要，但如实行平等分享，熟练工人反而要被处罚了。所以以资本主义所遗下的不平的状况为基础的平均，不是公平的，反而是不公平的。卡尔对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曾经这样写道：“权利不是平等的，而且是必然不平等的……公平从来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状况及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文化发展。”
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出来的人，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倘若社会要对他们公允，必然是要给与他们以不平等的待遇。在别一方面，必须他们服务社会，社会对于他们才有公允待遇的义务。所以“不工作的人不许吃”。由这里还可引伸出另一点：对于社会做了更有用的工作的人，也应该享受更高的生活程度。所以适于消费的全部产品，其分配应根据这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停留在从资本主义继承来的水准；它却每年提高生产，同时提高人民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工资的不平，——即熟练的、文化发展的人，所得多于不熟练的人，——对于每一个人也成为一种刺激，鼓励他或她要去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较高的技术就是可以得到更多的生产，——由此有更多的物品可供大家分配，这样使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度都得提高。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里，不平等是一个杠杆，藉此提高全社会的水准，不像在资本主义之下，不平等却被人作为一种利器，用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和多数人的贫穷。
卡尔是否认为不平等是将来社会中的一个永久的特点呢？不，在将来有个阶段要达到，在那时，用不着使人民所分受的享用必须和他们对于社会的服务成比例。
总之，依所做的工作或根据任何其他的原则来分给产品，这就是承认还没有充分的产品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全家的人如果都能有各取所需的面包吃，这样的家庭就用不着根据什么原则来分给面包了：这一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取他或她所需要的。等到社会主义里的生产也达到这样高度的时候，全体公民都可以各取所需，不致使任何人缺乏，那末也用不着量度或限制任何人所取的东西了。到了这个阶段达到的时候，生产和分配所根据的原则变成这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这件事可以做到之后，才达到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生产手段为人民所公有，因此不再有人对人的任何剥削，但却未到计划的生产能使每一个人各取所需的时候。
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不仅是物质的充足。自从劳工阶级得到政权，开始向着社会主义迈进之后，人民的态度也开始有了变化。在资本主义之下似乎固定的一切障碍物，都渐渐薄弱，最后完全崩溃。教育和发展的机会，全体儿童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得到，无论他们的父母所处的地位或所得的收入怎样。“门阀”不再被重视了。儿童不但学习去应用他们的脑子，并且还学习去应用他们的手。这个体力工作和智力工作的平等化，渐渐地通行于全体人民。每一个人都成为“知识分子”，同时知识分子也不再使他们自己和体力工作分离了。
妇女不再被人视为劣等，或对于社会生活的每一部门都没有参加的能力。实行特别的计划，使妇女易于工作。有托儿所设立在工厂里，在各座的住宅中，以及其他的地方，使做母亲的能有更大的自由。在家庭中的妇女工作，也因为有了公厨、公共洗衣作、和公共食堂而减少。妇女并不被强迫工作，但却设有种种便利，使她们易于工作。
各民族间的隔阂被消除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被屈服的种族”；没有人因为他的颜色或民族而受优越或卑下的待遇。各民族都被帮助去发展它们的经济资源以及它们的文学和艺术的传统。
民主不仅于每隔五年选举代表到议会里去。在每一个工厂、在每一座住宅、以及生活的每一方面，男的女的都创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们国家的前途。更多更多的人民都被吸引到某些部门的公共服务，使他们负责帮助自己和他人，这是比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的更充分得多、更真确得多的民主。
城镇和乡间的差异也被消除了。在乡村里的工人也学习应用机械，把他们的技术提高到和城镇的工人一样。以前只在城镇里才享得到的教育和文化的便利，在乡间也渐渐发达起来了。
总之一句话，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物质状况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巨大的变化也在男女的发展和态度上发生着。他们都将成为“各方面都发展、各方面都得到训练的人，什么事都能做的人”。
尤其重要的是到了那个时候，由资本主义中养成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可被真正社会性的人生观所代替，即人人有着对于社会责任的感觉；正如卡尔所说：“劳动不只是谋生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在社会的那个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用不着再有什么刺激或利诱来叫人工作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男女，除了贡献他们的能力以推进社会的更前进步之外，没有其他的人生观了。
这是乌托邦吗？只有不了解卡尔理论之物质的基础（在本书第二章里曾经论及）的人，才以为这是乌托邦。人类没有固定的、永远不变的特性和态度。在原始的氏族社会里，对于氏族责任的感觉是很深的（甚至其中有些残存在近代的遗迹，还是这样的）。在后来的社会里，在社会已被区分为阶级之后，社会性的责任感觉已被破坏了，但是在某些对于阶级的责任感觉之中，仍然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性的责任遭受到极端的摧残：资本主义制度使“每一个人各为着自己”成为主要的人生原则。
但是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工人里面也还有所谓“团结”，——共同利益、共同责任的感觉。这并不是什么人想出来注入工人脑袋的观念：这个观念却是产生于工人阶级生活的物质的环境；却是产生于这个事实：他们是由于同样的途径谋得他们的生计，他们彼此在共同工作着。在别一方面，代表型的贪婪的个人主义者，即没有社会性的或集体性责任的人，却是被竞争者所包围的资本家，他们彼此都从互相残杀中争取生存。自然，占优越地位的阶级的观念——即不讲团结只讲竞争敌对的观念——往往也播传到工人里面去，尤其是那些被雇主所选出，有意提拔以资利用的人。但是任何阶级的人生观的基础（任何阶级和个人是有别的），都是生活之物质的环境，即谋得生计的途径。
这样看来，可见人们的人生观，可以由改变他们的物质环境，可以由改变他们谋生的途径而改变过来。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没有比苏联农民人生观的改变更显明的了。每一个描写帝俄时代农民的人，都描写着他们的自私自利的，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当时革命的批评者往往说，农民是永远不能改变到相信社会主义的，革命要被农民所破坏。诚然，当时农民的人生观是那样的狭隘，是那样的被他的旧生活环境所固定，他们是永远不能被争论所能改变到相信社会主义的，他们是永远不能被强迫而相信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批评者所不了解的（因为他们不是卡尔主义者），是接近农民的一个模范农场，一个曳引机站，可使他们从实际上看到更好的收获能从大规模的方法得来。他们渴欲得到的机械和方法，要实行起来，必须打破他们的个人的地界，用集体来耕种。这件事便打破他们的人生观的畛域性。现在他们已安于集体基础的生活，成为新型的农民，——成为集体的农民，有着集体责任的感觉，——这已是沿着社会性人生观的道路前进的初步了。
因此，在任何国家里的物质基础如果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全体人民所藉以谋生的途径如果是由于为社会全体而工作，那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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