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审查标准进行检验，得出结论说，补救社会上的歧视对于某些政府机构可能是一种切身利益，而一所州立医学院没有资格制定一项适当的补救方案。基于种族考虑的决定必须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政府决策者作出：他们能够为有种族意识的方案规定严格的目标，以促进切身利益，而使处境不利的种族的负担减少到最低限度（即结构性正当法律程序）。另一方面，增进在校学生的多样性，则是一所大学的一项切身利益。不过，16个名额的招收纯粹依据种族因素的戴维斯医学院名额分配制不是促进多样性的一个“必要的”手段。种族只能作为入学决定的一个附加因素。鲍威尔得出结论认为，戴维斯医学院的招生计划违反了平等保护和《民权法》第六条这二者，因此他与其他四名大法官站到了一起，而其他四名大法官只判决违反了《民权法》。
另四名大法官（由布伦南大法官带头）主张进行中级平等保护审查。白人作为一个阶级没有传统的可疑因素。他们不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特殊受益者，历史上也没有受到过普遍的歧视。他们在政治上不孤立。而且最重要的是，种族分类未给他们带来污名；白人并不被人视为一个道德低下的等级。因此严格审查是不适当的，但合理性审查也是不充分的。
慈善性分类常常掩盖种族偏见。优待的做法往往促进政府内的种族意识和种族成见，而这是同基于个人功绩和成就的成功理想背道而驰的。布伦南认为，慈善的种族分类“必须服务于重要的政府目标，而且必须同这些目标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联系。”由于“少数民族学生过少是实质性和长期的现象，而且过去歧视造成的不利条件正在妨碍少数民族进入医学院的机会”，因此戴维斯医学院招生计划同政府消除社会歧视现象造成的歧视性影响的利益具有实质性的联系。
在“富利洛夫诉卢茨尼克案”（1980年）中，七名大法官再次接受了这样一项原则：对歧视采取补救措施的种族意识方案可能是符合宪法的。最高法院以6比3维护了一项国会法令，驳回了根据第五条修正案提出的质疑。该法令规定，联邦公共工程项目资金的10％，应由受让人用于购买指定少数民族所控企业的服务或物品。伯格首席大法官代表由怀特和鲍威尔大法官加入的多数意见应用了一次“极其细致详尽的审查”，认为该方案将既达到严格审查检验的要求，又达到中级审查检验的要求。首席大法官在强调国会广泛的补救权力的同时指出，该方案在程度和期限上是有限的，严格限于消除在公共工程项目上歧视少数民族之目的。
鲍威尔大法官表示同意时重申支持严格审查标准，他裁定这一标准已得到满足。大法官马歇尔、布伦南和布莱克门利用他们“巴基案”的中级检验，表示同意。斯蒂文斯大法官表示异议，他的结论是，该法令并不严格限于实现任何补救目标。只有斯图尔特和伦奎斯特大法官在持异议时这样认为：“政府的行动绝不可以单因一个人的种族而损害他的利益。一个人的肤色和原国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它们同能力、不利条件、道德上应受指责或宪法上允许的政府利益的任何其他特点没有关系。简言之，按照定义，种族歧视是令人憎恶的歧视。”甚至一项具有种族意识的司法令也只是在为了补救“非法种族歧视的实际影响”的范围内才获许可的。
在“里士满市诉j．a．克罗森公司案”（1989年）中，一项城市法令要求获得市政建筑合同的主要承包人至少将每项合同30％的美元金额分包给“少数民族企业”，被奥康纳尔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裁定违反平等保护。“克罗森案”中的一个关键的发展是它裁决：“根据平等保护条款采取的审查标准不取决于从一种特定分类中受损或受益的那些人所属的具体种族。”因此，严格的审查应适用于所有的种族分类：“对这种以种族为根据的措施的正当理由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调查，就简直没有办法确定什么分类是‘慈善的’或‘补救性的’，以及什么分类实际上是以非法的劣等种族概念或纯粹的种族政治为动机的。”布莱克门和布伦南大法官与马歇尔大法官一起表示异议。他们仍坚持对补救性的种族分类使用中级审查标准。
为少数民族保留份额的城市方案能否有可能满足严格审查标准呢？奥康纳大法官在“克罗森案”中就此问题回答说，取消政府对私人种族歧视的消极支持将是一种切身利益。不过，里士满市的法令不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记录上，即未能通过具体统计事实说明，该市正在实际上补救它过去一些具体的非法种族歧视行为。此外，该市制定的计划涉及范围过宽。
凡可以采取诸如逐例审议等其他手段时，不应使用种族配额。
不应使用有种族意识的补救措施，而是应当使用在种族上保持中立的替代措施。要求该市考虑其补救方案对第三方的影响。这也必定会限制该方案的范围和期限。
“克罗森案”对赞助性行动前途的巨大意义激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在“富利洛夫案”中联邦一级的为少数民族保留份额的方案受到维持，因为它在两点上与上面的方案不同：第一，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五款，国会独享实施该条的立法权。第二，国会在其保留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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