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被应用于国会选区的划分，以执行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众议员由“各州人民”选举产生。虽然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地方政府单位〔“哈德利诉初级大学区案”（1970年）〕，但该单位的目的可能很专一，权力很有限，难以算做政府单位。见“萨利尔土地公司案”。
但是在“雷诺兹案”中，最高法院也表示，“把数学式的准确或精确作为一种宪法要求也是不可行的。在州立法机构名额分配方面，较之国会选区的划定，多一些灵活性在宪法上是可以允许的。”实际上，各法院已要求，在国会选区划定中，各州应“尽可能达到人口均等”。在“卡彻诉达格特案”（1983年）中，最高法院在否决各选区间0．7％的最大百分比偏差时指出，该州必须“拿出具体的证据，说明特定的目标要求其计划中出现这种具体的偏差。”但在州选区划分中，法院允许有小的偏差，而无须该州加以说明〔“怀特诉里杰斯特案”（1973年），确认平均偏差2％和最大偏差9．91％〕，同时允许出现实质性的偏差，如果维护其传统政治边界方面的利益能够证明这种偏差的正当的话。见“马汉诉豪厄尔案”（1973年）〔确认16．4％的偏差〕；见“布朗诉汤普森案”（1983年）〔确认16％的平均偏差和89％的最大偏差，按数量规定每个县分配一个席位不是人口偏差的重要原因〕。
按一个选区产生多名议员来划分选区，虽然可能妨碍特定集团获得与其人数相称的政治权力，但如果不涉及更多问题的话都不违反平等保护。见“莫比尔市诉博尔登案”（1980年）。但是当对“总体情况”的审查证明选举方案源于种族歧视的意图（即可疑的分类）时，就违反第十四条修正案。见“罗杰斯诉洛奇案”（1982年）。同样，通过要求一个特别的多数〔“戈登诉兰斯案”（1971年），公民投票60％的人批准承担债券债务的规定得到确认〕或同时的多数〔纽约市“洛克波特镇诉社区行动公民协会案”（1977年），新的县章程需要城乡选民分别达到多数的规定得到确认〕给少数派以特别大的政治权力，未必违反平等保护。
可以削弱选举权价值的另一种方法是对候选人和党派列入候选人名单施加限制。这些限制措施阻止了选民通过投票表达他们的意见。实际上，这种对列入权利的限制“干扰了两种不同的——虽然是重迭的——权利，即个人为促进政治信仰结社的权利和合格选民，不管其政治见解如何，进行有效投票的权利。”见“威廉斯诉罗兹案”（1968年）〔限制新政党列入选票权利的各种州的规定被裁定违反平等保护，因为它使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拥有“完全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据说对列入权利的限制符合重要的州利益，“可以保护其政治进程的完整性使之不受轻浮的或欺诈的候选人的影响，确保其选举进程有效，避免候选人名单过长造成选民混乱，以及避免第二次预选的费用和负担。”见“克莱门茨诉法欣案”（1982年）〔限制官吏竞选另一不同官职的州法，利用合理性基础检验被裁定不违反平等保护〕。
在多数情况下，最高法院对这种列入权利的限制进行严格审查，要求州证明差别待遇是“促进迫切的州利益所必要的。”但是在“克莱门茨诉法欣案”中，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候选人名单列入权利的限制都要求‘强化’平等保护细查。”这种多数意见认为，必须审查每一项法律以研究它所实施的限制的程度——“调查的内容是受到质疑的限制是否不公正或不必要地妨碍政治机会的利用。”
见“卢宾诉帕尼什案”。
要贫穷候选人交纳候选人申请费作为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一个必要条件（即不提供替代的列入手段），有可能被裁定为不符合宪法。见“布洛克诉卡特案”（1972年）；见“卢宾诉帕尼什案”（1974年）。但是要求候选人或党派表明一定程度的社区支持以便获得列入权的法律的命运要不肯定得多。如果法律“向少数派政党提供一个获得列入候选人名单资格的真正而实质上平等的机会，”即使根据严格的审查标准也能得到维护。见“得克萨斯州美国人党诉怀特案”（1974年）〔凡在上次选举中未得到大量选民支持的党，如慾被列入候选人名单，必须提交经1％选民签名的申请书，而且签名者局限于未参加另一党预选或提名过程的人，这一规定得到了维护〕；
见“斯托勒诉布朗案”（1974年）〔一年的脱离规定因被认为有助于促进州在保持其政治制度稳定方面的迫切利益而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如果有关规定实际上排斥独立人士和少数党，这些规定将被裁定为无效。见“安德森诉塞莱布雷兹案”（1983年）〔谋求列入候选人名单的独立候选人，其申请截止期较早，但对大党候选人不是这样，此规定被裁定为违反政治结社自由，但撤消这一规定主要依靠平等保护案例〕；
见“威廉斯诉罗兹案”。最高法院对“安德森案”的处理表明，第一条修正案的分析可能得到法院更多的注意，作为基本权利平等保护的一种替代手段。
（四）获得正当司法审判的权利
平等保护法的一个十分混乱的领域涉及对这样一些经济障碍的处理，例如限制获得正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