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此人因为虔诚相信生产军备的工作违反了他的宗教而辞去了此项工作。其他耶和华见证人教徒继续工作的事实未击败他信教自由的诉讼：“信教自由的保障不限于一个教派全体成员共同持有的信仰。”托马斯的宗教信仰受到了强制，这在他自由信奉他的宗教方面构成了一个实质性的限制，尽管是间接的。“凡州政府将一项重要福利的接受以宗教信仰禁止的行为为条件，或因一种宗教信仰所要求的行为而拒发这种福利，从而给一名信徒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违背自己的信仰，就存在对宗教的限制。”该州未能证明它使用了“限制性最小的手段来实现州的某些切身利益。”
一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因拒绝于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工作而被她的私人雇主解雇后，州拒绝发给她失业补助，这种做法违反了信教自由条款。对原告施加改变她的行为和违背她的宗教信仰的压力无助于州的切身利益。原告在开始就业后皈依基督复活安息日会信仰一事无关紧要。见“霍比诉佛罗里达州失业上诉补偿委员会案”（1987年）。不过，如政府决意使用登记号码实施它的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在以宗教信仰反对使用社会保险登记号码基础上的信教自由质疑未能表明政府的规定对信教自由构成一个严重限制。宗教信仰并不使原告有权支配政府的内部过程。见“鲍恩诉罗伊”案（1986年）。但是，凡一名不属于任何特定基督教派的基督教徒因拒绝接受需要星期天上班的工作而得不到失业补助时，不能以要求他违背他的信仰作为享受这些补助的条件。如无迫切的州利益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迫使一个人在他的信仰和州失业补助之间作出选择。见“弗拉起诉伊利诺斯州就业安全局案”（1989年）。
不过，如果不发补贴是一项普遍适用和在另外情况下有效的刑法的附带效果，那末可以拒发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将不使用严格审查。凡是一般刑法具有禁止宗教活动之后果，对违反刑法的个人施加不发失业补助的较轻限制是符合宪法的。见“就业处诉史密斯案”（1988年）（“史密斯案之一”）。
对宗教的间接限制就足可以援引严格审查法，而迫使一个个人“采取与其宗教信仰基本原则无可否认地相悖的行为”的法律（即直接限制），对信教自由具有特别压制的影响。
见“威斯康星州诉约德案”（1972年）。在“约德案”中，最高法院废止了威斯康星州要求16岁以前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律适用于门诺派中严紧派教徒子女的规定。门诺派中严紧派教徒以他们对生活方式的“深刻宗教信念”为依据，拒绝在其子女上完八年级后再将他们送往公立学校。“唯有最高的利益和用其他方法不能实现的利益才能压倒自由信教的正当要求。”“布朗费尔德案”提出结论认为，规定例外将损害该州在统一休息日方面的利益。但就“约德案”中门诺派中严紧派教徒的情况而言，给他们以例外待遇并不损害该州在培养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社会参与者方面的利益。大多数门诺派中严紧派教徒的子女留在社区中，很适应其社会中的生活。该州把这一教派包括在该法律之下的利益，不足以充分地证明对宗教自由施加严重限制是正当的。
判定对宗教自由造成严重的限制并不一定导致法律被宣布无效。“合众国诉李案”（1982年）确认了联邦政府拒绝让一名门诺派中严谨派雇员免于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的做法。政府虽然承认该法律严重干扰一种虔诚地持有的宗教信仰，但它履行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拒绝豁免“对于实现一种压倒一切的政府利益是至为必要的”。强制和连续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对于该制度的健全性至为必要，而且“难以使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迁就许多种宗教信仰产生的无数例外”。此外，也将很难使这种例外仅限于社会保险：“如果因为税收开支违背宗教信仰而允许各教派对税收制度提出质疑，该制度就不可能实行了。”见“托尼和苏珊·阿拉莫基金会诉劳工部长案”（1985年）〔《正当劳工标准法》应用于非赢利宗教组织的商业活动和无现金薪资收入的雇员的规定，被裁定不给信教自由造成沉重的负担或违反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信教自由条款规定，唯有在一项政府计划的要求实际干扰原告的信教自由权利时，才可免于执行这项计划。在“阿拉莫案”中，《正当劳工标准法》不要求工人接受工资，也不阻止他们将这些工资退还他们的宗教组织。同样，一项州对宗教物资征收的销售和使用税也不违反信教自由条款。有关个人的宗教信仰不禁止他们纳税。当一个州未对信教自由权利施加沉重的负担时，不必同意一个宗教组织免纳一项普遍适用的税收。见“吉米·斯沃加特牧师诉加利福尼亚州平等化委员会案”（1990年）。
上述案件使用了一种两步法，该法可追溯到本世纪60年代像“舍伯特诉弗纳案”这样的严守安息日的案件。这一方法进行两方面的调查。首先，它估量该法对个人信教自由施加的限制有多严重。如果限制很严重，那末政府必须证明该法严格限于实现州的一种切身利益。将进行限制较少的替代方法检验，这种检验常常用于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而后提出的问题是，限制较少的手段能够实现州利益吗？实际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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