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论
除第十三条修正案外，宪法的各种保证都是针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在没有国会立法把这些宪法保证权利扩展到私人行为的情况下，就需要把它们与“州政府行为”联系起来。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要求把政府牵扯进去从而使宪法保护发生效力的做法是一个宪法语言问题，例如宪法第一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具体提到了政府的错误行为。但是州政府行为学说也反映了宪法是一种基本法。它规定了个人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和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此外，州政府行为规定被许多人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重要保护，它限制了政府对行动和结社自由的干涉，包括对自由使用个人财产能力的干涉。最后，一些人主张用州政府行为理论，通过强行诉诸州法而不是联邦法来推进联邦制的价值观。
然而，当确定表面上看上去属于私人性质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确实为私人行为时，问题就出现了。当今私人拥有的公司对个人行使的权力常常可以与政府的权力相提并论，而这种私人权力大部分源于政府提供的利益。政府可能与名义上是私人的个人和名义上属于民间的团体、俱乐部及协会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官方授权的，或在很大程度上受官方行为的鼓励，以至“私人行为”的标签对他们不大适宜。这些集团履行的某些职能有很强的公共性，即使这种活动为私人所为，但基本上仍是属于政府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私人行为是否应看成是“州政府行为”。第二节州政府行为理论的形成
在“民权诸案”（1883年）中，最高法院通过布拉德利大法官裁定，禁止在为公众提供膳宿的处所实行种族歧视的1875年《民权法》违宪。由于这一案件的判决远在贸易管理权扩展至今日之广大范围之前，同时由于该项法律不只限于州际贸易，最高法院审议了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实施条款是否给予国会制定该项法律的权力。
布拉德利大法官从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只禁止州政府行为这一前提谈起：“个人侵犯个人权利不是该条修正案的标的物。”那么，根据该修正案第五款，国会权力的范围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实施对州政府行为的有限禁止措施：“制定适当的法律，纠正这些被禁止的州法律和法令的影响，从而使之无效和无害。”这种权力全然是纠正性和补救性的，即为法院确定为属于实质性权利之行为提供补救，但并不界定实质性权利本身。国会权力限于纠正政府的不当行为。
最高法院这样做的动机是对个人自由和联邦制的关注。
把该修正案中规定的保证作进一步扩展将等于允许国会“建立一部管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各种私人权利的国内法法典。
这等于使国会取代州立法机关”。“不是由州政府以某种形式赞许或在州政府授权下出现的”私人错误应由州法处理。由于1875年的法律是直接针对私人行为的，该项法律本身又界定什么是实质性的错误行为，因而它超越了国会的立法权。
哈伦大法官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这部1875年的法律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句中公民条款的有效实施，该条款具有“明显的肯定性”。他说，由这一旨定授权授予黑人的公民资格可以由具有“基本而直接性质”的国会立法提供保护。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五款授权国会既实施该修正案的禁止性规定，又实施肯定性规定。公民资格的授予包括哪些内容呢？它至少包括“在属于同州白人公民的一切公民权利方面，黑人应不受种族歧视。”该修正案旨在保护这些特权和豁免权，使之不仅免受不友好的州法律的侵犯，而且免受公司和个人敌对行为的侵犯。从另一种角度看，哈伦大法官说，为公众提供膳宿处所的所有人是“州政府的代理人，因为在公共职责和功能方面，这些处所是受制于政府规章的。”由于1875年《民权法》中承认的权利是法定权利，不是社会权利，所以该民权法是国会有效行使第十四条修正案权力的结果。
在“民权诸案”中，最高法院还驳斥了根据第十三条修正案该法律合宪的说法。布拉德利大法官确实同意，该修正案的第一款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了普遍自由”，是自行生效的反对个人不端行为的条款。国会可以根据该修正案第二款制定“基本和直接”法律，“废除合众国内形形色色的奴隶制表现”。但是他最后的结论却推翻了这些广义的前提，他的结论是：在为公众提供膳宿的处所中的种族歧视行为“与奴隶制或强迫劳役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当事人的任何权利受到侵犯，他应根据所在州的法律寻求补救”。最高法院驳斥了这种第十三条修正案第一款被违反的前提。
哈伦大法官再次针锋相对地反对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的意见。他斩钉截铁地说，第十三条修正案旨在保护前奴隶“免于因种族原因而被剥夺同州其他自由人所享有的公民权。”国会确定公司和个人在行使其公共或准公共职能中所实行的种族歧视构成了“奴役象征”，这是完全正确的——1875年《民权法》是国会根据第十三条修正案第二款对宪法权利的行使，是为了实施第十三条修正案的保证。
如果哈伦大法官对南北战争修正案含义的解释被接受，州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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