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生命的必要情况除外）的得克萨斯州堕胎法规定得过了头，是违宪的，而布莱克门大法官却提出了一种三个月为一期分三期的检验。这一方法引起了激烈的批评。这种三期检查方法被视为以司法意见为幌子的成文法，因此，实际上是司法部门篡夺了立法机构的作用和权力。
布莱克门大法官运用严格的审查标准，一开始就贬斥了应该把胎儿的生命权利作为一种考虑因素的主张。他指出，对于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中的“人”这个词，宪法制订者的意思并不打算把未出生者包括在内。在谈到支持堕胎法的州的利益时，布莱克门大法官下结论说，母親的健康是州的急需考虑的利益之所在，允许实施合理的堕胎规定，但只有在怀孕的头三个月之后。早于这个时间，堕胎引起的死亡率低于正常分娩引起的死亡率。在这头三个月里，“与病人磋商的就诊医生不受州法的制约可自由地确定，根据他的诊断，病人的妊娠应即中止”。然而，对“罗案”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指出，为什么州不可以制定头三个月里的堕胎程序，以便增进母親的健康呢？为什么只有死亡表才是至关重要的呢？
布莱克门大法官接着说，从胎儿能自然存活（即胎儿离开母体可独立生存）之日起的生命潜在性中有着政府的急需考虑的利益：“如果州关心保护已有成活能力的胎儿生命，它完全可以禁止在该期间堕胎，但需要保全母親的生命和健康的情况除外。”然而，人们又会提出问题，为什么州在潜在生命方面利益只是在胎儿有成活能力时才变得“急需考虑”？诚然，立法机构可以合理地下结论说，潜在的生命起始于受孕之时。总之，根据“罗案”的三个月标准，得克萨斯州法显然管得过宽。
在伦奎斯特大法官看来，这个武断的皇帝显然没有穿衣裳。尽管他接受了这个前提，即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自由保证包括了比《人权法案》中提到的还要多的权利，但他认为，对自由的保护只限于不经过正当程序不得予以剥夺。对社会和经济立法的裁定完全依据这项立法是不是“与有效的州目标有着一种理性关系”而定。例如，如果州法规定甚至连母親生命垂危时也禁止堕胎，伦奎斯特大法官就会同意：这项法律是违反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因此，尽管伦奎斯特大法官摈斥多数票的理性准则，认为它是走“洛克纳案”的回头路，他并不一概反对根据正当程序条款进行实质性司法审查。实际上，他的批评锋芒所指是对州的急需考虑的利益实行严格审查标准和三期堕胎规定，因为这实际上使最高法院成为一名评判立法机构的立法政策是否明智的法官。
在“罗案”裁决后过了10年，最高法院被要求逆转其裁决。最高法院重申“罗案”原则，并拒绝采纳只对“过分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作严格审查的做法。见“阿克伦市诉阿克伦生育卫生中心案”（1983年）。然而，把“罗案”的原则运用到各种不同的法令方案之中，却引起了最高法院严重的意见分歧。强制24小时等候期和作出各种知情同意条文规定，要求医生甚至在孕婦妊娠的头三个月里要向她们作特别说明的法律，都被驳回了。见“阿克伦市案”。另一方面，多数大法官维护要求提供堕胎时去掉细胞组织的病理报告的州法。鲍威尔大法官用一种听起来更象是采用特别的平衡法而非严格审查的方法的语调解释道：“以保护婦女健康和病理检查的较小的额外费用，两相权衡，我们不能说宪法要求一个州将其在健康方面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以便把堕胎费用降到如此最低程度。”见“堪萨斯市计划生育协会诉阿什克罗夫特案”（1983年）。
最高法院驳回了一项州法，该法规定所有在怀孕后第四至六个月中堕胎者必须在医院里进行手术，驳回的理由是，“目前的医学知识”可确保至少有些堕胎手术可以在医院门诊部里安全地进行。要求住院动手术的规定对要求堕胎的婦女增加了额外的费用，从而“为要求堕胎的婦女”设置了“重大的障碍”。见“阿克伦市案”。在另一个案件中，有一项州法规定可在医院允许的持有医院特许证的诊疗所里进行怀孕四至六个月的堕胎手术。这项法律作为在保护婦女健康方面促进州的急需考虑利益的一种合理手段而得到了维护。见“西蒙普洛斯诉弗吉尼亚州案”（1983年）。
审理“阿什克罗夫特案”的最高法院支持一项规定在堕胎时要有另一名医生在场的州法。见“阿什克罗夫特案”。在以5比4票重申“罗案”裁决原则的“桑伯格诉美国婦产医学院案”（1986年）中，最高法院否定了这一规定，除非是紧急情况时要求这样做。被认为属强制性的披露和报告要求，以及把婦女置于医疗风险之下的护理标准规定，也遭到了否定。
1989年，最高法院维护了对“罗诉韦德案”判决提出重大挑战的密苏里州堕胎法。见“韦伯斯特诉生育卫生服务处案”（1988年）。该密苏里法被解释为，规定医生要对怀孕20周后的婦女检查其妊娠期、胎儿重量和肺的发育程度。最高法院裁定这些检查是合乎宪法的，只要他们有助于提供在堕胎前胎儿成活能力的辅助材料。密苏里州法院提出的20周时胎儿有成活能力的假设反映了在估计妊娠时有4周误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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