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着胸口喝酒，却嗫嚅着说：
“太贵了！太贵了！三角，差不多要两吊多钱，……吃一顿，你何苦呢？”
店主人是个有经验的中年人，他点点头道：“就在这里一个样，谁那么傻，——实在也吃不起！三角钱！这近处的鸡子比海那边还贵。”
“这不怪？”萧达子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怪什么？年中由各处贩卖多少去？你没听说那里有洋工场，专把鸡子打破，鲜黄装成箱运往外洋。还有那个地方消多少？我去过，谁能够算计出一天吃的数？……鸡子还值得少，就是鸡，一天得宰他上千只。……也好，这几年乡下有这一笔入款，——卖鸡子，所以贵嘛。从前几十个钱一把蛋，还当什么，如今，好！养鸡的人家都不肯吃。”
“唉！不止鸡子，牛也是一个样。”一位穿着青布短衣，青裤子，戴圆呢灰帽的年轻人道，“每一年多少只牛？一火车一火车地载了去。那里有屠牛场，简直天天杀个百来只不奇怪，乡间的牛贵得很，就是被他们买去的缘故。”
“那也好，虽然耽误事，卖钱多呀！”在炕下小矮凳上坐的一个乡下布贩子说。
“不，不，这么说不对！贪图一时的现钱，等着用牛，卖了钱也花个净，到耕地哩？再买牛，少了钱还能行？这和乡间鸡子比海那边还贵是一个道理。”店主人的话似乎很聪明。
“对呀，说来说去，还是当中间的人发财。”模样似是工人的那一位的答复。
大有听他们谈话，知道这个工人与店主都是到过海那边的，不像自己与萧达子的迂拙，不懂得码头地方的情形。他呷下一口冷酒，突然问那个工人道：
“你二哥往那边去做工？——什么地方？”
“火柴工厂，我才去第二年，见钱有限。”
“啊，火柴工厂里面也有外国鬼子？”
“不，那是一家中国人办的，比起东洋人的差得多。”
“知道有个杜烈？他是在东洋人开的弄棉花的工厂里做工。……”
“杜烈？……什么名字的工厂？”
“××？……是啊，真难记。我为他写信来告诉这个名字，记了少半天。”
“好大的工厂，是那里的第一号的绵纱厂。不过，杜烈——杜烈啊？这人名怪生，工人太多了，一个厂里几千个，不认得。你的亲戚么？”
“邻居啊，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就能认得。……有几千个？一天工钱要上万地花岂不是？”大有真觉得惊奇。
“上万地花，对呀！就是那片房子盖起来也得近二百万，——二百万块呀。”
“二百万块洋钱！”这个莫名其妙的数目，大有简直无从计算。究竟得算多少？平常以为千以外的数目就轻易不会有，万，还是百万，从哪里来的这些洋钱？就是县衙门里的收钱也听不到百万的数。
萧达子一碗酒举到唇边，又放下来，吐了吐舌尖。
“房子净得二百万，人工每天上万块地支，他们干什么做这么大的事业？”
那个工人连店主人，布贩子都一齐笑了。
“什么呀？有大钱才能转大利！你想人家只图个一百八十？”
布贩子为表示他的行贩知识，夷然地对萧达子这么说。
“真是穷的太穷，富的太富了。你们瞧见在路上的那几个逃难的人比咱还差色，许是世界上就这个样？”
“是啊，少一般不成花花世界！”店主人老是好对过客们说这句惯熟的模棱话。
年轻的工人把盛酒的小黑碗用指头扣了一下道：
“照你这么说，叫花子，花姑娘，拉土车的，都是命该如此？不要怨天，也不要有什么想头，总括一句，得受！那些有钱有势的阔人是天爷给他的福气？……”
“万般皆由命，我觉得差不多，你以为什么是强求得来的？”店主人黧黑的脸上得到酒力的润泽，微微发红，他捻着不长的胡子根对工人点点头。
工人哼了一声，没立刻答话，显然他是不赞同店主人的话。住了一会，他蹙蹙眉头道：
“一些事，你总不会明白的，——许多人都不明白。”
“什么呀，这么难懂？”萧达子问。
“你更不会知道，在乡间就是镢抓，犁爬，望着天爷吃碗粗饭。……”
“本来是谁不这么办？就是你，看不的每月能拿十几块大洋，难道不是吃的碗里的饭？”店主人报复似的插话。
“碗里的饭，要大家吃吧？”工人轻轻地反问。
店主人与萧达子，布贩，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这工人的话他们听来真是取笑，谁不害饿，谁每天不要饭吃？自然是大家都有份。
“真开玩笑。要问傻子还对劲，管这些闲事！沾了这位客的光，来来，再喝两口。”店主人觉得酒还没足兴，他举起盛酒的大碗来对着大有。
独有大有没笑，他听这年轻工人的话头怎么与杜烈的议论有点相似，也许是一路？干他们这一行的总比不的安安稳稳守着土地的乡下人，不是一个派头。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趣话，可也不好意思再追问其中的道理。静静地用红木筷子拨动盘中的炒鸡子，他说：
“好！咱这才是碗里的菜大家吃呢。”
他们在欢笑中把大有的圆瓶里的白干喝去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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