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主张，不肯染指俗务，更不肯介入民族间的战争。他当年西行，因高昌王修书并派人护送，才南其辕而北其辙，去西突厥牙帐。高昌王请西突厥为他的旅行提供方便和保护。西突厥可汗热情地招待他，施以绢帛,委派翻译，致函沿途各国，使他顺利到达天竺。绢帛在当时也是货币，西突厥自己不能生产，须从关系已经恶化的唐朝获得，因而西突厥对于他这位敌方来的僧人，所表现的是充分的诚意和大度。对于这样一个有德于己的西突厥，他难道情愿违背佛教义理，认友为敌？况且，他回国不再绕道西突厥，已过去将近20年，对于那里的政治状况会有多少了解？说他充分领会太宗消灭西突厥的意图并写书服务于这一重大目标云云，未免显得凿枘。
那么，《大唐西域记》到底是在什么意图下成书的？太宗在洛阳接见玄奘时，"因广问彼事，自雪岭以西，印度之境，……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他对答如流，太宗很高兴，对他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原来太宗认为玄奘的游历超过了西汉博望侯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举，所见所闻又是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所不曾详细记载过的，因而希望写出来，把西部陌生的世界介绍给世人，以加深了解。玄奘不辱君命，在《大唐西域记》的序文中做了交代。他把当时的人类社会分为四个人文区域。东方是唐朝统治区，为人主，其情况"国史详焉"。西方是波斯（今伊朗）等善于经商的国家，为宝主，北方是突厥等游牧政权，为马主，二者的情况，"史诰备载"。只有南方是前人寡闻而自己亲历的佛教国家，为象主，由于"前古未详"，因而"访道远游，请益之隙，存记风土"，并在此基础上撰成该书。这正符合结束了将近四个世纪的分裂而复归于统一的隋唐时期，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理和友好相处的良好愿望。
玄奘西行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意义。他最初申请西行求法，由于唐朝初建，西部不宁，禁止国人出蕃，未能获准。后来遭受天灾，太宗敕令道俗四处就食，他乘机偷偷踏上征途，路上被勒令还京，并遭到追捕。尽管他以佛教徒的身份，为着佛教的目的，私自到了外邦，毕竟还是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天竺的戒日王问他："大唐国在何方？"他答以就是印度所说的摩诃至那国。戒日又问道："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他做了肯定的回答，戒日感叹道："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大唐西域记》卷5）他在序文中还总结自己所到之处见到的情况是："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不有所叙，何记化洽？"辩機所写《大唐西域记赞》也称颂玄奘"宣国风于殊俗，谕大化于异域"。这无疑是被各族尊称为"天可汗"的太宗急于想知道的，也是制定对外关系政策的重要依据。《续高僧传·玄奘传》所记情况可以作为例证，说："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太宗]又敕王玄策等二十馀人随往大夏，并赐绫帛千有馀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这可进一步看出，玄奘西行和撰书，与消灭西突厥无关。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说，论及当时的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西部世界建立的联系，不应该忽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二
由丝绸之路传入的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当以佛教对定都于洛阳的武则天政权的有效支持为典型。
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先后以皇后、皇太后和女皇帝的名义，参与政治，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中有30年在洛阳度过。范文澜以为"妇女主持门户"是"鲜卑的遗风"。"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第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实际上，经过数百年的民族融合，鲜卑人已被汉族同化，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种族而存在，鲜卑风气的遗存也根本不可能动摇汉族固有的儒家礼法的统治地位。不仅在内地，人们坚持认为"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旧唐书》卷84《郝处俊传》），武氏君临天下，是所谓"牝鸡司晨"；就连北方的突厥族，在武则天改朝换代八年之后，武则天令其侄孙武延秀赴突厥纳突厥女为妃，"突厥以延秀非唐室诸王，乃囚于别所"。（《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这表明儒家的礼法主张所规定的男女、夫妻、父子、君臣各自的名分，不可逾越，成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伦理体系和正常的封建秩序，北方何尝因受鲜卑统治的影响而礼法束缚比较微弱？
儒家学说是入世用世的学说，主要讲当世，具有现实主义风格。武则天要想克服儒学给自己带来的不利，打破传统的男性皇储继位规矩，自己当皇帝，当时除了佛教，没有别的学说可资利用。这是因为佛教讲前世和来世，游谈无根，无从验证，对于具有尽信书陋习的中国人来说，效果最佳。于是，佛教徒配合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伪撰成一部《大云经》。此书虽已失传，它所依据的中天竺僧昙无谶于十六国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姑臧（今甘肃武威）译出的《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仍为我们了解情况提供了线索。该书卷4和卷6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违拒者"。僧人伪撰《大云经》之后，天竺僧菩提流志来到洛阳，重译《宝雨经》，是该书的第3个译本。其卷1说：佛告诉东方月光天子：你在中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武则天的困境终于解除，声称自己前世本是男身，现在当皇帝有来历，是所谓"曩劫植因，叨承佛记"。（《全唐文》卷97，《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她于是新造了一个"曌"字取做自己的名字，表明日月当空照，自己合日月阴阳于一身。在称帝的15年中，她相继接受过群臣所上的四个尊号，都有"金轮圣神皇帝"的字样。佛教认为菩萨应世，成为转轮圣王，按等次分别乘坐金银铜铁四种轮子的车驾，相应称为金轮圣王和银、铜、铁轮圣王，相应依次统治四、三、二、一天下。武则天的尊号体现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两个权威的合璧。儒学由于缺乏彼岸的内涵，难以同佛教对垒，让佛教占了上风，得以干预中国的政治。
按照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上天常常因为朝政失误而降生各种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这时，臣僚可以批评皇帝，指斥时弊，提出改弦更张的方案；皇帝也会下罪己诏向国人承认过失，同时减膳、录囚、减免赋税，施行仁政。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已在洛阳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两年多，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涌出一山，武则天下令将县名改为庆山县。一位世俗人上疏批评道："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资治通鉴》卷203）佛教界则不然。圣历二年（699），丝绸之路上康国人的后裔、中国籍僧人法藏，根据丝绸之路上于阗僧实叉难陀携带至洛阳的梵本，在洛阳重新译出《华严经》。武则天令他在佛授记寺开讲。当他讲到《华藏世界品》的"海震动"说法时，突然发生强烈地震，寺院发出震吼声。僧人作为吉兆瑞应向武则天上疏汇报，武则天批示道："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斯乃如来降祉，用符九会之文；岂朕虚庸，敢当六种之动！"（大正《大藏经》卷50，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这是丝绸之路传入的佛教文化又一次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抗，使武则天在解释地震是六道众生为如来降福而欢欣蠢动的同时，以假装谦虚的方式美化自己，顺利地避开了一次受批评的机会，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武则天自然会感激佛教，抬高佛教的地位。唐朝初建时，李唐统治者自称是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道先佛后。武则天这时便调整为佛先道后。这在社会上引起一些波动，出现弃道入佛的现象。洛阳大恒观道士杜练师就是这种投机分子，他看风使舵，请求转入佛教。武则天亲加恩准，把他转入佛授记寺，法名"玄嶷"，寓意为道士中出类拔萃的聪明人。这位新手在佛教界没有地位，武则天甚至破天荒赐予他"夏腊"（佛教僧龄）30年，使他"顿为老成"。（《宋高僧传》卷17《玄嶷传》，《南部新书》卷戊）
这里再附带论及一件事。《宋高僧传·善无畏传》说：天竺僧善无畏在邙山看见一条巨蛇，叹道："欲决潴洛阳城耶？"因而用天竺语念咒数百声，不几天蛇死，"乃安禄山陷洛阳之兆也"。善无畏是佛教密宗人，密宗不用正常的语言和逻辑谈论问题，荒诞不经，可置而不论。至于安禄山，史籍说他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西南）杂种胡人。他原姓康，母为突厥人，改嫁胡人安延偃，遂冒姓安。康国、安国都在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中亚地区，是粟特人政权，属于昭武九姓。安禄山和安延偃无血缘关系，而是康国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儿。有人据此释"杂种胡"为混血胡人，也有人据其父系释为昭武九姓杂胡，不管怎么说，都与丝绸之路有关。他于唐中叶发动叛乱，在洛阳建立所谓大燕政权。叛乱给了唐帝国以沉重的打击，致使中原板荡，国势日衰，大一统局面不能为继。但安禄山的叛乱不是为着粟特胡人的利益，也不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而是依靠东北少数族，由范阳（今北京市西南）南下的。
三
唐代洛阳的社会生活，也因丝绸之路胡族文化的东渐而受到影响。
数十年前，向达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引证过洛阳出土的祖籍西域的唐人墓志，以及胡服俑、西域花纹铜镜、海马葡萄铜镜等唐代文物，可见唐代洛阳居住过很多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人及其后裔。这里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西域文化给洛阳的社会生活注入了什么样的异族情调，其程度如何。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所创建，在大秦（东罗马）受排斥，传到波斯（伊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来华传教，在长安建寺一所，称为波斯寺，发展教徒21人，景教始传入中国。景教传入洛阳的年代已不可考，只知天宝四载（745），唐玄宗命长安、洛阳两京和各地的景教寺改称为大秦寺。另外，向达说："其在洛阳者，有景云元年（710）逝世之波斯国酋长阿罗憾及其子俱罗，……原为景教徒。""建中二年（781）复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据碑末叙利亚文，及烈乃总摄长安、洛阳两地景众之主教。"（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5-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所创，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回纥请在河南府治所洛阳及其它地方置寺，获准。
祆教即拜火教，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北魏神龟年间（518－520），两国通使，北魏知波斯俗事火神。当时北魏首都是洛阳，可想见祆教传入洛阳较景教、摩尼教为早。信奉祆教的胡商经丝绸之路来洛阳经商、定居，祆教也得到传播，因而洛阳的里坊和市场都有了祆教祠庙。《朝野佥载》卷3记载唐代洛阳的情况是："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以上三教传入时间不长，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别很大，未能在唐代得到长足发展，对洛阳的社会生活来说，可以想见只有以胡人为主的少数教徒从事各自的宗教活动，其它则难以考知了。
丝绸之路的胡族乐舞在洛阳的传播，较三教要普遍一些。王建《凉州行》诗云："洛阳家家学胡乐。"（《全唐诗》卷298）元稹《法曲》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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