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的体育活动贯穿着一条突出政治的原则。足球、马球、拔河、田猎、竞舟、弈棋等项目，或被认为具有国防和治安意义，或被寄寓时康年丰、国泰民安的意义，涉外比赛还关系着国家的荣辱。持不同见解者将体育活动同德育、智育和政治、生产对立起来，加以批评、反对。外来体育活动泼寒胡戏不符合中国的政治观念、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不断受到抨击而最终取缔。体育活动还用以判断和黜陟相关人员。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不重视体育，表明唐代重文轻武、重智育轻体育。体育活动既要从属于政治，又要服务于政治，当它处在从属和服务无法调和的状态中，它就会受到冷落和批评。
我国自政治伦理形成后，社会生活中便有意无意地贯穿着一条突出政治的原则。本文对唐代的体育活动同政治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揭示当时体育活动的政治倾向，以及人们对待体育活动所持的政治标准和引申出的政治意义。
一
对于一些体育项目，唐人肯定了它们的政治意义。
唐代的球类活动有足球和马球两种，足球称为蹴鞠，马球称为打球或击球。玄宗时，蔡孚作《打球篇》一诗，序言说："打球者，往之蹴鞠古戏也，黄帝所作兵势以练武士，知有材也。"这是西汉学者刘向《别录》中的说法，为唐人所接受。因此，球类活动在唐代是军事体育，宫廷和军队都经常举行，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玄宗即有马球嗜好，经常参加或观看。《打球篇》说：在"德阳宫北苑东头"，皇亲国戚举行马球运动，"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马为精选的"騄骥"、"紫骝"，球似"奔星乱下"，杖如"初月飞来"。玄宗亲临现场，"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蔡孚认为这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窃美其事，谨奏《打球篇》一章"。阎宽《温汤御球赋》进一步指出：玄宗下诏说："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因而利用冬闲时节，在临潼组织军士进行马球表演。阎宽认为此举具有国防和治安双重意义，"可以震叠戎狄，康宁宇县"；并以"汉祖（刘邦）未悟，果有白登之围；唐尧阙修，载劳丹浦之战"的历史教训，来加以说明。军中更是日常性的活动。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一诗说：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驻守徐州，黎明时分，组织好兵士和百来匹军马，在方圆千步、平坦如砥的球场上进行马球比赛。场面惊心动魄，欢声四起。尽管韩愈承认"此诚习战非为剧"，即这是练武而不是游戏，但仍然不赞成这样做（详下）。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球歌》做了辩解，说自己是书生出身，负有武职重任，举行马球活动，旨在练兵习武。"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凡情莫辨捷中能，拙目翻惊巧时失。"而"韩生讶我为斯艺，劝我徐驱作安计"，那么请问："不知戎事竟何成！"杨巨源《观打球有作》一诗对军中马球活动做了肯定，说："亲扫球场如砥平"，"动地三军唱好声"，所以这样，是因为"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
拔河古称牵钩，相传春秋时期楚将伐吴，以为教战，后来相沿不改，成为襄汉地区的体育活动项目，又由军事体育演变为祈祝丰收的活动。唐代的拔河运动和现在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在大绳子上系着数百个小绳套，参赛者挂在胸前，以决胜负。唐代已经突破了前代只在正月十五举行的惯例。《唐语林》卷5记载，中宗曾在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而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馀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玄宗写有《观拔河俗戏》一诗，说："俗传此戏必致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稔"；"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这体现了政治目的。薛胜《拔河赋》指出：玄宗举办大型拔河活动，"耀武于外"。获胜的军士表示："予，王之爪牙，承王之宠光。""拔百城以贾勇，岂乃牵一队而为刚！"这使得蕃客受惊失措，再拜称觞，说："君雄若此，臣国其亡！"这又体现了拔河运动的壮国威、震外邦的意义。
田猎在唐代农耕生活中已不再为着社会生活的目的，而是由古代的狩猎遗风演变而来的体育活动。唐代朝野都喜爱田猎，作为培养胆力的手段。关于它的政治意义，刘商在《观猎三首》中用这样的诗句做出解释："梦非熊虎数年间，驱尽豺狼宇宙闲。传道单于闻校猎，相期不敢过阴山。"这便使其意义超越了自身的性质，而得到升华。
竞渡又称竞舟，即划船比赛。战国末期，楚国政治家屈原被再度放逐后，看到国家衰败，即将亡于秦国，绝望之极，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杀。群众怕鱼龙之类吞食他的尸体，就制造龙舟，加以打捞，并击鼓鸣锣，恐吓驱逐鱼龙，遂成为端午节南方江河湖泊上举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关于唐代的这项活动，范慥《竞渡赋》说："因汨罗拯溺之事，为江汉载浮之嬉，以娱黎蒸，以穆风俗，故岁习而无亏。"由于时值播种秋庄稼，人们对竞渡有着美好的寄托。储光羲《观竞渡》诗说："能令秋大有。"这便对竞渡活动赋予了时康年丰、国泰民安的政治意义。
至于涉及同外国交往的体育活动，还被唐人看作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北梦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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