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玄宗举办绳伎活动，不是"玩人丧德"，也不是"悦彼姝者子"，而是"犹君之从谏则圣，伎之从绳则正。惟伎可以为制节，绳可以为龟镜"。"奇伎兮忽还天上而不可见，绳绳兮道之远兮不可明"。这样巧妙地利用"绳"字作文章，就把玄宗的耳目之娱粉饰成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活动。玄宗大为欣赏，立即把他从一个普通卫士提拔为金吾卫仓曹参军。
最荒唐的是打球争三川事。《资治通鉴》卷253说：唐末，关东农民起义日益强盛，京师长安岌岌可危，大宦官田令孜想让僖宗转移到四川成都去，就奏请由自己的一位时任左神策大将军的哥哥和另外三个心腹去镇守三川。三川即剑南西道、剑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剑南西道又称西川，驻所在成都，因此这时由谁出任节度使，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僖宗喜爱打球，就令四人击球，以三川为赌注，谁获第一谁就到西川任职。结果，田令孜的哥哥获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这样用人，就把体育活动变成了赌博，朝政日非，于此可以想见。
四
皇帝实行继承制，当然不存在把体育活动作为参考条件来进行选拔的问题。唐代皇帝差不多都热衷于体育活动，少数影响到朝政，大多数都属于正常情况，可以锻炼身体，调剂生活。但臣子们却认为这不是皇帝的本色，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批评和反对。
太宗为唐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登极后旧习犹存，喜爱打猎。《旧唐书》卷58《唐俭传》记载：一次，太宗在洛阳苑射猛兽，四箭射死四只野猪。突然，一只雄猪逼近太宗所乘马匹。民部尚书唐俭惊慌失措，紧靠着马进行搏击。太宗拔剑斩猪，嘲笑道："天策长史（唐俭前职）不见上将（太宗曾任天策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唐俭答道："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无言以对，立即罢猎。这里用了西汉的典故。《史记》卷97《陆贾传》说：西汉初建，社会安定，陆贾一直在高祖刘邦面前谈论儒家经典。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诘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这才开始重视儒学和士人。唐俭正是将打猎同治国对立起来，问题才变得严肃起来，收到满意的效果。也正因为事关重大，有时臣子居然敢对皇帝的体育活动进行讽刺挖苦。《大唐新语》卷1说：高宗出猎遇雨，问道："油衣若为得不漏？"谷那律答道："能以瓦为之，不漏也。"瓦不可能用来制作雨衣，当然也就是不赞成游猎。僖宗爱好击球、斗鸡、骑射、舞剑等活动。《北梦琐言》卷1记载：僖宗自吹道："朕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这时是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取士，于是一位宫廷优人戏谑道："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该书评论道："原其所好优劣，即圣政可知也。"这里把皇帝对于体育活动的参与程度看作是政治好坏的晴雨表。
实际上，僖宗不可能成为击球进士，且不说别的原因，唐代科举制中根本就没这一科。这样，就涉及当时国家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如何，或者说体育的社会地位如何。这可从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两方面加以考察。
从学校教育来说，西周时期的课程设置有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其中射、御（驭）是体育活动。这种课程安排在西周之后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春秋时期，孔子依然以六艺教育学生。而唐代的各级学校所开设和考试的科目，仅限于经学、史籍、礼律、文字学、数学、道家典籍等书本知识，体育被摈弃在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从科举取士来说，当时基本上和学校教育配套，常举中设置了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制举根据实际需要临时设置一些科目，与体育相关的武足安边、武艺殊伦等，旋设旋撤，比重甚小。长安二年（702），武则天首创武举，下令各州练习武艺者，每年按明经、进士例举送，常举中才有了与体育沾点边的科目。武举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因而不能涵盖体育活动的全部，只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等内容。尽管如此，还是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通典》卷18载有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废除武举的建议，说："今内外邦畿，皆有师旅，偏裨将校，所在至多，诚宜设法减除，岂复张门诱入？况若此辈，又非骁雄，徒称武官，不足守御，虽习弓矢，不堪战斗，而坐享禄俸，规逃征徭。今请悉停，以绝奸利。"这个说法显得偏激，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即出身武举高等，可见武举还是有积极作用的。《登科记考》卷14贞元十四年（798）条说：谏议大夫田敦奏称："兵部武举等，每年尝数百千人，持挟弓矢，出入皇城间，恐非所宜。"德宗大吃一惊，下诏说："乡贡武举，并应百只箭及三十只箭人等，今年宜权停。"人们对田敦的反应并不好："其实武举者，每岁不过数十人。时议恶敦贵，欲非短其事，奏议不实。"但此后十年间，迄未再置武举。这些反对武举的意见，表面上似乎是出于社会治安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不过是士大夫重文轻武、重劳心轻劳力、重智育轻体育的认识倾斜。沈既济上引那段话中还有"武官武选，本末可征"的说法，泄露了个中消息，原来"武"仅仅是"末"。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当不上官就谈不上社会地位，于是从事体育活动的人，不是被称为倡优，就是被看作堕游之民。
这便是唐代的体育，它与政治（原理、形势、势力等等）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要从属于政治，又要服务于政治。一旦它被认为不能负荷政治责任，它就会受到冷落和批评。在以突出政治为社会生活准则的社会里，这是多种社会活动遇到的共同命运。
（原载河南大学《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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