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德宗指示韦皋不用。唐次"以为古忠臣贤士罹谗毁被放至杀身，君且不悟者，因采获其事，为《辨谤略》三篇上之"。德宗更加愤怒，说："是乃以古昏君方我！"再贬他为夔州刺史。《旧唐书·李实传》载：一次关中大旱，京兆尹李实一味聚敛进奉以邀宠，竟谎报"谷田甚好"，致使百姓"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伶成辅端作歌词数十篇反映民间疾苦，有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言辅端诽谤国政，德宗遽令决杀"。成辅端因而丧生。
《旧唐书·宪宗纪上》载："武功人张英奴撰《回波辞》惑众，杖杀之。"《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刘禹锡参与唐顺宗时的革新活动，唐宪宗继位后，被贬逐为朗州司马。他在10年后被召还京师，宰相欲安排他当郎官。这时，他作了《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尽管写得很委婉，依然因为"语涉讥刺"，引起"执政不悦"，又出为连州刺史。《旧唐书·韩愈传》载：宪宗欲迎凤翔法门寺佛骨，韩愈上《谏迎佛骨表》劝止。宪宗怒其言"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要处死他，经大臣裴度、崔群营救，才贬为潮州刺史。《旧唐书·王武俊传附王士平传》载：王士平尚义阳公主，公主骄横，胡作非为，王士平同她吵架。宪宗大怒，"幽公主于禁中，士平幽于私第，不令出入"。文士蔡南、独孤申叔作"义阳主歌词，曰《团雪》、《散雪》等曲，言其游处离异之状，往往歌于酒席"。宪宗下令捉拿问罪，"得南、申叔贬之"。
《唐才子传》卷4和《唐诗纪事》卷44载：唐文宗时，王建认识了宦官首领王守澄，得知很多禁掖秘事，作《宫词》百篇。王建自以为与王守澄同宗，因而不分彼此，轻慢戏谑。一次，王建饮酒微醉，言及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起党锢兴废之事，讥刺这时也是宦官专权。王守澄大为恼火，说："吾弟所作《宫词》，内庭深邃，何由知之？明当奏上。"王建很恐惧，随即作诗道歉，顺便以攻为守，有云："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王守澄"恐累己，事遂寝"，王建"乃脱其祸"。
《唐摭言》卷13载：唐懿宗时，唐朝已处于穷途末路，写有《直谏书》称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主持科举考试，出试题为《天下为家赋》，被谏官驳奏，因而受到贬谪江夏的处分。唐僖宗时，黄巢起义轰轰烈烈，崔儋出试题为《以至仁伐至不仁赋》。这时，国家已失控，他未受处分，但被举子嘲讽为："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以上事例可分作三类。一是文字狱，法琳、沈全交、成辅端、张英奴、韩愈，或处以死刑、流刑，或逮捕后最终免予追究，或处死未果而贬官。二是行政处分，王勃、孟浩然、李泌、唐次、刘禹锡、蔡南、独孤申叔、刘允章等，或贬谪斥逐，或废弃不用。三是幸免于难，但当事人却因此产生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感，如李昂、王建等。
唐代文字狱所以还仅仅处于酝酿阶段，是由于同宋明清时代背景不尽相同所致。其一，唐朝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受到各族各国的尊敬，来朝贡、学习者络绎不绝，因仰慕华风而居留不归者不可胜计。基于这种历史条件，最高统治者处在世界领袖"天可汗"的愉悦自得的心理状态中，对前途充满信心，相对而言，胸怀博大，气度恢宏，因而能够容忍各种意见和情绪，只要不是从根本上威胁皇朝的统治，便可置而不论。这和宋明清不同。北宋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内外交困，每况愈下，统治者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内部，难免会警惕地对待文人，挑剔他们文字中的不利成分，注意是否反对现行政策。而明清更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地主阶级日益腐朽虚弱，千方百计强化集权政治，不允许文字方面出现多元倾向，屡兴大狱加以震慑和镇压。唐代政治虽然也是封建专制体制，程度终究较宋明清为轻，因而尽管已有文字狱的酝酿，毕竟不像后来王朝那样酷烈，甚至帝王们对于文字普遍表现出一种豁然大度的气象。即便是以雄猜阴鸷著称于世的武则天，也能这样做。除了前述沈全交一案以外，《唐语林》卷2等文献还记载了一件类似的事例。武则天废唐中宗，自己执政。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骆宾王为他写了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檄文猛烈抨击武则天"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在当太宗妃子时，便勾引时为太子的高宗，发生淫乱关系，害得两代皇帝犯下共同占有一个配偶的乱伦错误；甚至"豺狼成性"，"杀姊屠兄"，"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但当武则天读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时，却微微一笑；待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不禁激赏作者的才华，"大有遗才"之恨，不高兴地说："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后来骆宾王被杀，是因为有参加叛乱的行动，而不是文字犯罪。《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辅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唐宪宗"渴闻谠言"，遂"召入翰林为学士"。《唐诗纪事》卷2载：唐宣宗作诗悼念白居易，推许其一生为"缀玉联珠六十年"，自己"一度思卿一怆然"。悼诗还特别提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而《长恨歌》有句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是批评宣宗的老祖宗玄宗皇帝好色成癖，荒怠朝政的，宣宗反而很喜欢这首诗。包括帝王和士君子在内的统治阶级持这种开明态度，在多数情况下成为一股力量，制约着文字狱的扩大和蔓延。
其二，唐代的立法原则比较平恕，文字语言犯罪限定在谣谶、妖书、冒犯宗庙讳、指斥乘舆等范围内。同时，司法机构健全，执法程序完善。从中央的刑部、大理寺，到府州县的法曹、司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各自在权限内负责处理犯罪行为，地方机构遇到越出权限的案件，须逐级上报，甚至由中央的中书门下讨论处理。如属大案疑案，要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方会审。办案须有告发程序。凡告发他人的罪行，书面必须准确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不合要求者不予受理。受雇为人代写状词时故意夸大情节，或受贿故作手脚，或以匿名书和冒名书弃于街头、置于衙署、悬于旌表，都要追究判刑。这样，执政者的权势和感情在左右局势时便遇到一定的难度，裴度、崔群谏止宪宗杀韩愈事可见一斑；同时也限制了不告判刑和小题大做，使得一些人仅仅受到行政处分。
其三，北宋时围绕着变法问题，官僚士大夫斗争十分激烈。变法派在复杂动荡的形势下分化改组，出现投机分子。保守派对新法的否定并不一致，在得势后内部倾轧日渐严重，分裂为洛党、川党、朔党。彼此间长期较量，往往染上个人恩怨的色彩，不惜互相攻讦，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苏轼乌台诗案和蔡确车盖亭诗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明太祖本来重视文人，认为世乱用武，世治宜文。在明朝初建时，部分故元遗老和原张士诚的臣僚对他怀着敌对情绪，拒不应聘合作。同时，武将还趁机挑拨他和文人的关系，说张士诚的名字是文人起的，取意于《孟子》中的"士，诚小人也"句，是暗暗辱骂张为小人。这些情况使明太祖的思想出现波动，开始警惕地揣摩臣民的文字中是否有诋毁自己的地方，于是曲解文意，大兴文字狱。唐代的情况不同。士大夫之间势同水火只有唐后期一度炽烈的朋党之争，其余大部分时期都处在常态。唐制出将入相，文武不分，文人武人间的矛盾没有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唐代统治阶级重视文教，认为弘道设教，得士则昌。这样，文字狱的酿成便缺乏了催化剂。
其四，清朝行使对全国的统治，是满族以民族征服战争的方式入主中原而实现的，因而对于中原汉族中普遍流行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思潮特别敏感，就采取极端严酷的措施对待文字，企图以高压手段来震慑全国，巩固政权。这是最早发生文字狱的动因。后来，文字狱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打击异己、争权夺利的工具，甚至波及民间，变得非常荒唐无聊。唐代不存在这样的民族问题。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的民族融合，特别是北魏的汉化改革，民族差异已经消除。隋文帝以汉族身份完成了我国古代的第二次大统一，唐朝承其余绪，进入封建盛世。李唐皇室尽管有鲜卑血统，但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他们已是汉族代表，自己也不承认是胡人后裔，因此对于法琳揭老底的说法要予以平息，所以要处死他，是由于他辱骂皇室自称的先祖，犯了十恶中的大不敬罪。自唐太宗声称不贵华夏而贱夷狄以来，民族关系比较平等，统治阶级对周边少数族以安抚羁縻为主导方针，中原地区也不存在清代那样的民族对抗问题。这就在一开始便把文字狱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
（原载西安联合大学《唐都学刊》1995年第1期，2002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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