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天；再接着是三禅三天，即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最后是四禅八天，即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色界之上是无色界，其四天是空无边天、识无边天、无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对于佛教，《艺文类聚》除了辟出两卷篇幅，以《内典部》的题目做出较为详细的专题介绍，还在部分卷中有零星的涉及。但在卷1《天部·天》中，编纂者根本不提佛教说法。
《天部·天》一开始引用的是《周易》的三则文字。其一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其二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其三云："天行健。"接着引用的资料有《尚书》的说法："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有《春秋繁露》的说法："天有十端，天、地、阴、阳、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有《广雅》的说法："太初，气之始也，清浊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为精，浊者为形。太素，质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二气相接，剖判分离，轻清者为天。"这些说法涉及宇宙的形成，时间和空间，万物、生命及人类的出现，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平，不断地加以探讨。20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H. G. Wells）出版了专著《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1982年10月，人民出版社印行了由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八人合译的中文本。该书一开始考察的也是这些问题，和中国古代的思路并无二致，所不同者仅仅在于依据近代科学各门类的知识而做出解释。假若不顾及时代条件，苛责1300年前的欧阳询等人，以及年代更为遥远的文献，是在散布唯心主义，宣扬唯心史观，那就会忽略在东方古典式的认识和表达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和闪光成分。
《艺文类聚》的编纂，尽管以弘扬儒家思想为务，却不排斥其它说法。《天部·天》中罗列的有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的道家说法，还引了《蜀志》的一则故事，说：孙吴使者张温来蜀汉聘问，问秦密："天有头乎？"秦密回答："有之。"张温问道："在何方？"秦密答道："《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张温再问："天有耳乎？"秦密答道："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张温又问："天有足乎？"秦密答道："《诗》云：'天步艰难'。若其无足，何以步之？"张温继续问："天有姓乎？"秦密答道："姓刘。"张温追问："何以然？"秦密以蜀汉政权的天子姓刘为理由，回答说："其子姓刘，以此知之。"《天部·日》又引《列子》中的一则故事，说：孔子东游，途中见两个小儿争辩不休，就问其缘由。一儿说："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时远也。"另一儿说："我以为日初出时远，而日中时近。"前儿陈述其理由是："日初出，大如车盖，及其中，才如盆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后儿陈述其理由是："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裁定谁是谁非。二小儿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这两则资料，前者以诙谐的基调冲淡了天的神圣感，后者揶揄了儒家的圣人。然而由于《艺文类聚》是在首先正面揭示儒家学说的前提下罗列其它说法的，因而不可能动摇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反而体现出儒家那种多闻阙疑、求同存异的风格。
《艺文类聚》在内容的取舍方面，体现出追求真善美的强烈倾向，很注意采集正面材料，摈弃反面材料。《帝王部》只辑录历代贤明的和正常的君主，对于历来认为是荒淫残暴、祸国殃民和篡权夺位的统治者，如夏桀、商纣王、秦始皇、秦二世、王莽、陈后主、隋炀帝等等，一概不予介绍。《人部》列有《美妇人》、《贤妇人》二目，排除了对丑妇人、恶妇人的介绍。《人部》列有《圣》、《贤》、《忠》、《孝》、《德》、《让》、《智》、《友悌》、《公平》、《品藻》、《质文》、《鉴诫》、《讽》、《谏》等目，极尽劝善之能事；其后以很小的篇幅列出《妒》、《淫》二目（也算是对妇女恶劣行为的介绍），辅之以诫恶。《艺文类聚》如此苦心孤诣，正是儒家重视教化、重视书籍的潜移默化功能的反映。
关于《艺文类聚》的编纂方法，欧阳询在序文中归纳为："前辈缀集，各杼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上海古籍出版社《艺文类聚》排印本1965年《前言》标点为：'《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殆误，说详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于是"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分析起来，这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创立事文合璧的类书体例。欧阳询认为前人编辑书籍，各有构思。类书《皇览》博采（即所谓"遍略"）众书，但只是摘引其中的叙事部分，分门别类加以排比，与之相关的大量诗文不予涉猎。萧梁昭明太子编选文学总集《文选》，按照文体区分选录（即所谓"流别"）大量先秦以来的诗文，至于经、史、诸子，则认为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纯粹的文学作品，故而排除在外。这两种类型的书籍，内容有交叉类似的成分，如需一并参考，寻检起来十分麻烦。因此，编纂类书《艺文类聚》，应创立叙事、诗文合璧的新型体制，俾使双向互补，彼此发明，便于读者学习、利用。
其二，规定事前文后的编排次序。在欧阳询看来，叙事和诗文在类书中的地位有别，不能等量齐观。叙事部分是有关门类的主体，负荷着叙述、阐释和譬喻的责任，因而是经、是纲，应置于各门类的前面。诗文则是围绕着叙事而展开的描绘铺陈，因而是纬、是目，应放在各门类的后面。所以这样做，还由于叙事单一，各部目一律；而诗文种类繁多，各部目排列时或有或无，或前或后。至于诗文中包含着故事，便不予割裂为叙事，直接断入诗文中。这样排列，每个门类的文字一开始便非常醒豁，并逐渐地显出层次。
其三，沿袭比类相从的编纂手法。按照部目的体例分门别类地排比资料，是类书的共性，欧阳询无意突破。这种编纂手法，把每一种完整的文献分解为片段零句，按照相关的内容重新组合，形成板块结构，体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这样编排，便于读者定向查阅，会通众家，集中玩味，类比联想。
其四，坚持弃杂取精的摘录标准。要把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汇集为一书，编纂者不可能一字不落地照搬原著，这便涉及文字处理问题。欧阳询认为应"弃其浮杂，删其冗长"，即在不改变作品原意的前提下，截取其中的核心文字。这样做，可精简篇幅，突出主题，节省读者的时间。
《艺文类聚》是如何体现这些编纂方法的，只要翻检一下该书的任何部目都可明白，这里无须赘述，只就容易致误的地方做出阐明。
叙事部分引用了多种经史子集，其中包括应该划入诗文的诗赋等等，细加体会，可以揣摩出个中道理。比如：《诗经》属于儒家经典，被认为有微言大义，在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常被引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认为其作者皆是"贤圣"。因此，《艺文类聚》将《诗经》句子堂而皇之地归入叙事，不与一般人的诗句并列于诗文。再如辞赋，"《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出自署名宋玉的《对楚王问》；"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出自曹植的《洛神赋》。从题目来看，它们都不是专门或直接描写雪的文学作品，因而被《艺文类聚》列入《天部·雪》的叙事中。而列入该目诗文的五则赋，都是名实相副的文学作品，题为《雪赋》、《杂言咏雪》。
叙事单一，将相关资料按时代顺序或重要程度排比起来即可。诗文涉及的种类很多，《艺文类聚》按照文体或标题作了详细的分类。书中先后出现过的有：诗、赋、赞、表、颂、铭、令、序、书、祭文、启、论、箴、吟、碑、歌、文、叙、典引、述、诔、策文、章、哀策文、议、谥策、敕、笺、诏、行状、教、墓志、诫、说、解、疏、训、诰、答客难、叹、哀辞、志、讥、吊、乐府古诗、传、奏、难、书奏、檄文、移文、引、咏、移、戒、势、弈旨、弈势、寺碑、放生碑、众食碑、檄、讴、状，等等。《艺文类聚》这样分类标举，显得过于细密杂乱，可能出于众手，标准掌握不准确所致。但对于读者按图索骥，全面了解知识，还是有很多方便的。
《艺文类聚》如此编纂，受到人们的称赞，《四库全书总目》卷135评价为："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
《艺文类聚》存在着一些缺点。《四库全书总目》卷135概括道："其中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渎阙一；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惟戴高齐；储宫部公主附太子，而诸王别入职官；杂文部附纸、笔、砚，而武部外又别出刀、匕首等为军器一门。道路宜入地部，坛宜入礼部，而列之居处。针宜入器物，钱宜入宝玉，而列之产业。案、几、杖、扇、麈尾、如意之类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饰。疾病宜入人部，而列之方术；梦、魂魄亦宜入人部，而列之灵异。以及茱萸、黄连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鸿之外又别出雁，蚌之外又别出蛤，鹤之外别出黄鹤，马之外别出騊駼，如斯之类，皆不免丛脞少绪。"这一段批评大部分有相当的道理，但前面几句需要打点折扣。
《艺文类聚》从书名可以顾名思义，只是要以类相从，把文献资料中的相关说法排比在一起，勒为一书。这和编撰《山岳总汇》、《河流大全》总该有所区别，不能要求面面俱到。《艺文类聚》卷7《山部》，五岳中列《嵩高山》、《华山》、《衡山》为目，未收泰山、恒山，乍看起来，似乎是重大遗漏，但卷39《礼部中·封禅》罗列了泰山的不少资料。卷8《水部上》四渎中列《河水》、《江水》、《淮水》为目，未收济水，但卷9《水部下》列《四渎》为目，有云："《博物志》曰：'四渎，济出王屋山。'其江、河、淮所出，已具别卷。"不难看出，这是以参见的方式在节省篇幅。至于帝王，入选条件上文已做发微，蜀汉阿斗，北周宣帝、静帝，岂是达到标准的人物？
《四库全书总目》该条还说：《野客丛书》挑剔《艺文类聚》误读《汉书》"长陵一抔土"句，而收入《杯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排印出版《艺文类聚》，其《前言》谈及该问题，说法最为通达。指出：在《艺文类聚》问世的时代，颜师古注《汉书·张释之传》"长陵"句，曾披露："今学者读抔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盛土之物也。"说明当时这一现象很普遍，"是一个'考之未真'的错误"。另外，"尘"是现今的简化字，原体写法是"塵"，与"麈"相似。上海本1981年《重印说明》又指出：今本《山海经》皆作"黑山之南有玄蛇，食麈"。麈，"鹿属动物"。"涉形致误，入于地部尘篇，显然是编录时的错误。"这些都是《艺文类聚》存在错误的具体例子。
《艺文类聚》的繁简不当问题，在某些部目显得较为突出。《人部·别》分为卷29和卷30两卷，不过介绍一下"分别"这一极寻常的社会现象而已，却堆砌了很多资料，似乎比国事大典还隆重。《内典部》由卷76《内典》和卷77《寺碑》二目构成，叙事部分太简，对于佛教知识挂一漏万，诗文部分太繁，无异于叠床架屋。
然而把上述缺点同优点相比，缺点所占比重极小，可以说是瑕不掩瑜。因此，《艺文类聚》是一部极有用的书。
首先，它可用于古籍的校勘和辑佚。上海本1965年《前言》指出：据北京大学研究所1923年统计，《艺文类聚》引书多达1431种。这些古籍十之八九今已不存，现存者与所引唐前古本文字有异。因此，《艺文类聚》为校勘、辑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远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就已利用本书。至清代的校勘、辑佚学者治理先秦、两汉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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