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帝室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以长安为京师，同时把洛阳营建成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加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屏障、拱卫和援助长安。长安政权是否牢固地掌握和支配洛阳，关系到国家统一分裂的前途命运。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兴亡的征候和民众安乐忧患的缩影。
隋唐两代以长安为京师，洛阳为东都。当时为什么要并立两都，洛阳对于隋唐政权的兴衰更替有何影响，它自身的盛衰与世事、政治的关系如何，本文对此一并进行考察。
一
隋唐帝室出身于西魏、北周以来形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长安为西魏、北周以来关中本位之根据地。"（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他们以长安为京师，是关中本位政策的核心内容。隋统一天下之前，江南有陈统治的半壁河山，北方有北周、北齐的对峙。北周灭掉东面的北齐后，以洛阳为东京，加强对新区的统治。后来，外戚杨坚辅佐幼主周静帝，周祚将移的命运为一些人看到，相州（治今河北省临漳县）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山东、湖北起而响应。在镇压反叛的过程中，杨坚以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领北齐故地。581年，杨坚代周建隋，是为隋文帝。他虽以长安为京师，也考虑到建都洛阳的事，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及时解决，曾派太子杨勇镇守洛阳。604年，炀帝继位，立即下诏营建东京，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隋书》卷3《炀帝纪上》）可见炀帝不过是完成其父的愿望而已。
炀帝通过夺宗而当上太子，进而当上皇帝，这引起其弟杨谅的不满。杨谅是汉王、并州（治今山西省太原市）总管，统辖着崤山以东黄河以北52州土地。炀帝继位后，他立即在太原发动叛乱。在平叛过程中，炀帝看到"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而长安在关中，鞭长莫及，即所谓"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特别是589年平陈后，中国复归于统一，"南服遐远，东夏殷大"（《隋书》卷3《炀帝纪上》），长安作为唯一的都城，已难以适应形势所需。于是，炀帝决意立即营建东京。可见，营建东京，是为了在长安作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的情况下，把洛阳建设成为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来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山东，又称关东、东夏，指河南陕县崤山和灵宝市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其南北包含中央统治力量所能达到的最远地带。
对于洛阳的这一重大作用，炀帝虽有清醒的认识，却未能充分利用。他在位13年，在洛阳累计四年多，在长安竟不满一年，其余时间或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或到各地巡幸。隋政权的覆灭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但覆灭之速，则不能不说是他这种舍本逐末的作法所致。
二
洛阳对于长安政权的利害关系，很快就在隋唐政权更替的过程中显露出来。613年，炀帝在辽东主持战事，正在黎阳仓（在今河南省浚县）督运军粮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乘机起兵反隋。谋主李密为他筹划战略方针，认为拥兵北上，截断炀帝归路，炀帝粮尽，兵众自会投降，可不战而擒，这是上计；直入长安，炀帝虽还，失去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这是中计；"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但杨玄感认为这个下计才是上策，因为"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旧唐书》卷53《李密传》）二人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东都的重要性。李密看到东都防守严密，不易攻克；杨玄感看到东都的政治地位，拿不下东都，便谈不上号令天下。杨玄感率领精锐部队攻取东都，因东都将士尽力据守，无法攻克。这时长安派兵四万援助东都，其它地方的援军也先后赶到。东都兵士在援军的配合下，给杨玄感以沉重的打击。他尽管拥兵十万，在东都附近却站不住脚，企图入关，侥幸取胜。但东西二都互为掎角，连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他进入这道防线后，腹背受敌，节节败退，终于陷入困境而丧生。从这里可以看出东都对于长安政权的巨大支持作用。
后来，李密拥兵百万，和东都势力展开长期的拉锯战，虽占领了周围的几个大粮仓，给洛阳以一定的威慑，但是，即使在洛阳严重缺食的情况下，也未能攻克。617年，关中隋兵又增援东都。有人建议李密分兵留守粮仓，亲率精锐，西取长安。李密辞以部下都是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而入？"这时，东至海岱，南达江淮，各郡县都表示归顺李密。很多支农民军和割据势力的首领，都表示拥戴他登基，他的部下也劝他称帝，他辞以"东都未平，不可议此"。（《旧唐书》卷53《李密传》）他这时已经修正了几年前对杨玄感所建计谋的观点，看到了洛阳在战略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不能占领洛阳，就谈不上威胁长安，更谈不上夺取全国政权。
炀帝僻居江都，李密和隋军相互牵制在洛阳一带，各地群雄竞起逐鹿。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在太原起兵，兵锋直指长安。如何利用李密的处境，作为自己的缓冲，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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