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初，儒释道三教并存。儒教不是宗教，而是政治伦理学说，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不管名义上排位几何，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为神话李唐政权，皇室奉道教祖老子李耳为自己的始祖，道教为血亲宗教。于是，三教顺序排定为道先、儒次、佛后，成为基本国策。玄奘从印度回国后，为争取佛教同道教的平等地位，从三个方面开展活动。其一，尊重朝廷，美化皇室，争取国家对佛教的理解、亲近和支持。其二，诱皇室入彀中，迫使其发表弘扬佛教的言论，部署发展佛教的活动，制造轰动效应。其三，直接提出调整佛道名位的要求。当时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中央和地方官吏，都十分崇信佛教；皇室要超度亡灵、追崇福业和树立功德，都不可能利用只讲个人长生不老和羽化登仙的道教来做这些事，只能利用具有业报轮回和普渡众生说法的佛教。玄奘虽然及身未能最终使皇室调整佛道名位，但由于所作努力与现实状况契合，故而为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在他圆寂后，几代帝王分步骤矫正道先佛后的国策，使佛教取得了同道教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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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儒释道三教并存，但地位并不平等。儒教并非宗教，而是政治伦理学说，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不管名义上排位几何，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论及三教，认为梁武帝父子"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反而国破家亡，"足为鉴戒"；明确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6《慎所好》）对于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宗教势力，统治者基于世俗利益的考虑，研究过沙汰方案，并对佛教徒不断予以检校，但由于不具备取消宗教的社会条件，又需要加以利用，遂对它们排列名次。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渊去道教圣地楼观（在陕西省周至县）设醮祈福，道士岐平定（原名晖）对他说：道教祖老子李耳是皇室的圣祖，垂佑后裔，使之战无不胜。高祖为了神化李唐政权，十分乐意承认这种血缘传承关系，于是改称楼观为宗圣观。同年，晋州（治今山西省临汾市）樵夫吉善行奏称在浮山县羊角山见到一位着素衣骑白马的老叟，自称是皇室始祖太上老君。高祖于是改称浮山县为神山县，羊角山为龙角山，山上修兴唐观，内塑太上老君像。武德八年（625），高祖到国学释奠，宣布三教的名位是：道先、儒次、佛后。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下了一道《令道士在僧前诏》，愤慨"殊俗（外国）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指出必须予以厘革："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全唐文》卷6）道先佛后作为基本国策，经一再申明，处于难以动摇的地位。
佛道二教之间，斗争经久不息，积怨甚深。道教确定为皇室的血亲宗教后，有恃无恐，主动出击，更使佛道之争火上浇油。武德四年（621），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高祖，请废除佛教，极言佛教的社会危害，并谩骂佛教为"秃丁邪戒"、"妖胡浪语"。（《广弘明集》卷11）佛教徒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存空间，被迫反击。次年，释法琳上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企图争取皇室的理解和支持，并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即《破邪论》）上呈朝廷。武德九年（626），李仲卿、刘进喜二道士分别写了《十异九迷论》、《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又著《辩正论》予以还击。僧人慧乘、普应以及居士李师政等，密切配合法琳，对道士口诛笔伐。
太宗贞观十一年道先佛后诏令颁布后，僧人法常等数百人赴朝堂陈述意见，请求取消成命，未被采纳，道士益发受到鼓舞。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向太宗告密，说法琳《辩正论》诬蔑皇室始祖，太宗向法琳问罪。法琳冒着大不敬的风险，说皇室出自代北鲜卑族，是阴山贵种，其姓氏达闍达译作唐言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氏，其父姓名为韩虔（与寒蹇谐音），字元卑（天字第一号卑贱货），是个独眼、跛足、无耳的乞丐，终生娶不起妻子，72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为姓。法琳说皇室"弃北代而认陇西"，是拿黄金换同等重量的黄铜，绸缎换同等长度的粗布，蠢人干蠢事。太宗大怒，宣布处以死刑，七天后执行，看他念七天观音菩萨是否能刀杖不伤。届时法琳说："七天以来，惟念陛下，未念观音"。陛下"子育群品（庶民百姓）"，就是当今人间的观音。"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伏尸之痛。"（《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太宗于是把他改判为流刑，他在赴四川流所途中病故。此后，佛道之争转入低潮。
释玄奘于贞观三年（629，采陈垣说）西行求法，贞观十九年（645）正月才回到长安。在接近国门之际，他在于阗（今新疆和田）修表，托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人随商侣入朝，上呈太宗。传记说他"少停"于阗，是由于"前为渡河失经，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访本，及为于阗王留连，未获即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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