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这期间创作的，惜未流传下来。后来，白居易依调填词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词牌名遂因白词用语更改为《江南好》或《忆江南》。在唐五代，该词皆是单调，27字，无论今存无名氏敦煌曲子词，还是刘禹锡、温庭筠、皇甫松、牛峤、李煜等人的作品，都是这样。北宋时才出现双调，54字。苏轼于熙宁九年（1076）所作《望江南·暮春》云："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濠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海山记》一口气出现八首双调《望江南》词，这不可能是唐代的文学现象。
（五）唐后期官僚士大夫对宦官专权极度不满，彼此形同水火。一些走宦官门径的士人，对自己同宦官的关系讳莫如深，一旦暴露则会为同类所不齿，甚至断送前途。《资治通鉴》卷250披露这一现象，说："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治今福建省建瓯县）进士葉京（《唐摭言》卷9作华京）尝预宣武军（驻今河南省开封市）宴，识监军（宦官）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沉废终身。其不相悦如此。"《海山记》却公然歌颂宦官，说矮民王义自行阉割，受到炀帝的怜爱，出入宫禁，形影不离。隋亡前夕，炀帝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唯独对王义恭敬有加，对他的称呼由"汝"而"子"而"卿"，再三对他说："汝知天下之乱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子何不早教我也？……卿为我陈成败之理，朕贵知也。"王义遂上书，洋洋洒洒六百言，猛烈批评炀帝刚愎自用，拒谏饰非，大兴兵役徭役，耗尽民脂民膏，指出隋亡在即，不可逆转。炀帝不但不怪罪，反而感动得为之泣下，再三嘉叹。王义表示："今既具奏，愿以死谢天下。"说罢便自刎身亡。《海山记》塑造的这个宦官形象，洞察时局，干预政治，为民请命，舍生取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简直是正义的化身。唐代社会不会允许塑造这样的宦官形象；唐代作者也不至于有这样的情绪，或者摄于社会压力，不敢表达这样的情绪。
总括以上五点，可以认为，《海山记》绝不是唐代的作品。
二
历史题材的小说不是历史读本，不能要求其内容完全有史实根据，作者依照文学创作规律，为营造结构，寄寓思想，可以杜撰情节，虚构人物，但总应该大致符合历史的真实，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假若并非由于情节的需要，而过分违离事实，在典章制度、时代风尚、政治面貌诸方面，与时代背景相去甚远，则算不上是以某历史阶段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海山记》的情节、人物、制度与隋代史实违离者在通篇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并非由于照顾小说创作所致。弄清这些情况，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文化层次。因此，除上面涉及者外，这里再择其要者与隋代史实进行比勘。
《海山记》说："隋炀帝生于仁寿二年。……帝三岁，戏于文帝前，文帝抱之临轩，……曰：'是儿极贵，恐破吾家。'自兹虽爱帝，而亦不快于帝。[帝]十岁好观书，古今书传，至于方药、天文、地理、伎艺、术数，无不通晓。……时杨素有战功，方贵用，帝倾意结之。文帝得疾，内外莫有知者。时后亦不安，旬馀日不通两宫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谋曰：'君，国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执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终身报公。'素曰：'待之，当自有计。'素入问疾，文帝……语素曰：'……吾不讳，汝立吾儿勇为帝。'……素曰：'国本不可屡易，臣不敢奉诏。'……[文]帝已崩矣，乃不发丧。明日，素袖遗诏立帝。时百官犹未知，素执圭谓百官曰：'大行遗诏立帝，有不从者戮于此！'"这段文字与史实不符者有六处。其一，隋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去世，若炀帝果系仁寿二年出生，按时行的虚岁计算法，这时才三岁，怎么会召见大臣杨素，恳求他帮助自己顺利继位？更不可能此前便有"十岁好观书"、"无不通晓"的经历。炀帝生年史籍失载，义宁二年（618）身亡，享年50岁，可推知他生于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那么，仁寿二年是他34岁的年份，绝不是他的诞辰之年。其二，《隋书·炀帝纪上、下》说："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锺爱。""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故得献后锺心，文皇革虑，……遂登储两。"哪里是自炀帝三岁时起，文帝"虽爱帝亦不快于帝"呢？其三，文帝只立过炀帝生母独孤氏为皇后。她于仁寿二年八月去世，谥为文献皇后。文帝在她去世两年后才病笃，根本不是"时后亦不安，旬馀日不通两宫安否"。其四，据《隋书·高祖记下》，文帝于仁寿四年正月西幸岐州仁寿宫（在今陕西省麟游县），四月犯病。七月甲辰，"以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嘘唏"。四天后的丁未日，他在仁寿宫大宝殿去世。根本不是"文帝得疾，内外莫有知者"；也不是从犯病到去世仅仅"旬馀日"。其五，炀帝在亲兄弟中排行老二，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立为太子，替代刚刚废黜的老大杨勇。文帝最后四年中多次避暑仁寿宫，皆责成他监国。譬如上述这次，《高祖纪下》说："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可见他对于秉持国政，已基本进入角色。因此，文帝死后，炀帝继位是瓜熟蒂落的事，朝野皆有心理准备。果然，文帝一死，炀帝即在仁寿宫即位，然后奉梓宫还京师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前太子杨勇已经完全失势，并被看作是精神病患者，已不可能对炀帝登极构成威胁。文帝临死之际，身为太子的炀帝调戏文帝宠妃陈氏，惹得文帝大怒，扬言要召回杨勇，重谋废立。这个临时决定未经大臣们的讨论认可，也不可能在世事转变关头从看风使舵的文武要员中组成一个班子去贯彻这位即将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的老皇帝的旨意，故而来不及改变炀帝平稳即位的趋势。因此，所谓文帝出于宿构，请求自己的部下杨素立杨勇为帝，以至于炀帝感到威胁，不得不党引杨素以固位，以及百官不知遗诏立炀帝等等情节，均与史实不合。其六，《海山记》只字不提仁寿宫，好像以上事情发生在京师，概念模糊不清。
《海山记》说："帝多欲有所为，素辄请而抑之。……帝自素死，益无惮，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内为十六苑（院），聚土（巧）石为山，凿池（地）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自大内开为御道，直通西苑。"《资治通鉴》卷180所记实情是：炀帝登极当年十一月由京师东幸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次年即大业元年（605）三月，他在洛阳诏令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主持营建东京洛阳；由宇文恺同内史舍人封德彝主持在洛阳营建显仁宫。"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当年五月，西苑修成。次年正月，东京修成，七月杨素病故。可见杨素在修造东京和西苑时不但没死，也不是抑止炀帝此举的人物。炀帝时的大内指京师长安的宫城大兴宫，西苑在洛阳，因而不存在自大内开御道直通西苑的问题。洛阳在炀帝时先称东京，后改称东都，从未确定为京师以取代长安的地位。
《海山记》说："大业六年……一夕，帝泛舟游北海。……帝意恍惚。俄水上有一小舟，……首一人先登，赞道：'陈后主谒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与后主甚善。……后主曰：'忆昔与帝同队游戏，情爱甚于同气。……闻陛下已开隋渠，引洪河之水，东游维扬，因作诗来奏。'……诗曰：'隋室开兹水，初心谋太赊（奢）。……莫言无后利，千古壮京华。'……帝乃起逐之，后主曰：'且去且去，后一年吴公台下相见。'乃没于水际，帝方悟其死。"炀帝幼时，南北分裂，周陈对峙，他同陈叔宝怎么可能"甚善"、"同队游戏"？开皇九年（589），他时为晋王，主持战事，灭掉陈朝，俘获陈叔宝，二人才相识。这时他21岁，陈叔宝37岁，当然都不是"幼年"。陈叔宝身为战俘，受着监视，失去平等地位，不会成为他"情爱甚于同气"的新交。陈叔宝死于仁寿四年，次年改元为大业，炀帝才开始兴修运河。陈叔宝显灵，当即预言运河的"后利"，实在不符合逻辑。后人通过实践验证，才有这种认识。唐末皮日休和许棠都说过这样的话。皮日休《汴河铭》说："隋之疏淇、汴，……北通涿郡（治今北京市）之渔商，南运江都（治今江苏省扬州市）之转输，……在隋则害，在唐则利。"《汴河怀古》诗又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许棠《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所思千里便，岂计万方忧。首甚资功济，终难弭宴游。"至于"后一年吴公台下相见"，是陈叔宝预言炀帝一年后身亡，葬于江都吴公台下。《海山记》既然说炀帝于大业六年（610）见他显灵，显然应于大业七年身亡，但后文却说是大业十年，即使在自己的布局中都是自相矛盾的。
《海山记》说："明霞院美人杨夫人。" 据《资治通鉴》卷180和181记载：西苑中修建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炀帝罢朝后常在西苑林亭间盛陈酒食，与贵族、官僚、僧道男女、妃嫔等人宴乐。"酒酣肴乱，靡所不至。""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但这只是这群人之间不符合礼仪的举止，还不至于大白天即公然淫乱。具体到炀帝，自己姓杨，怎能与姓杨的女子正式结为伉俪，册封为四品命妇？《海山记》似乎对上古形成宗法制以来即有同姓不婚的禁忌一无所知，对隋代礼仪机构的执掌及皇家婚制一无所知。
《海山记》说："大业四年，道州贡矮民王义，眉目浓秀，应对甚敏，帝尤爱之。从帝游，终不得入宫，曰：'尔非宫中物也。'义乃自宫。帝由是愈加怜爱，得出入帝卧内寝，义多卧御榻下。"道州作为地方称谓，唐代才有，北宋因之。这里在隋代，文帝时设过永州总管府，炀帝时称零陵郡，治所在今湖南省零陵县。该郡偏僻荒凉，一共五县，6845户人家，多是蛮族，文化习俗与中原迥然不同。"道州贡矮民王义"一说，应是据《旧唐书·阳城传》捕风捉影。该传说："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贡其男，号为'矮奴'。"至于王义，本是《海山记》虚构的人物。隋代叫王义的历史人物有好几位。据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永徽128号墓志说：墓主王孝瑜，晋阳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其父王义，"隋苏州（治今江苏省苏州市）司马、岐州（治今陕西省凤翔县）刺史"。龙朔044号墓志说：墓主王罗，太原人。其祖王义，"隋任蜀王府长史"。龙朔083号墓志说：墓主王敬，太原人。其曾祖王义在隋代任衡阳（今湖南省衡阳市）令，"风流百里，教旌三善"。这些人的族望都是久负盛名的"太原王氏"，与虚构为零陵郡土著的王义显然无关。但衡阳县是衡山郡的治所，衡山、零陵二郡比邻，或许当地有这位县令王义的政绩传闻，成为虚构小说人物的提示。唐代却有一位地位卑微、名气颇大的历史人物王义。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六月，河朔跋扈藩镇为阻挠朝廷对其用兵，派刺客潜入京师长安暗杀主战派重臣武元衡、裴度。二人早朝途中，刺客分别冲出行刺。武元衡身亡。裴度连遭刺客追杀，受伤掉入水沟。他的仆从王义抓住刺客大声呼叫，被刺客斩断手臂，旋即丧生。刺客逃之夭夭，裴度因而得救。《国史补》卷中说："公（裴度）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裴度的祭文今已佚。那么多进士科举子以《王义传》作为过夏习作的内容，想必有不少流传民间，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或许成为《海山记》虚构矮民王义的资料来源，以利用这个响亮的名字来缔构他义正词严、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形象。
《海山记》说：院妃牛庆儿"睡中惊魇若不救者，……曰：'妾梦中如常时，帝握妾臂游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而火发，妾乃奔走，回视帝坐烈焰中。妾惊呼人救帝，久方睡觉。'帝怪，自强解曰：'梦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势，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业十年隋乃亡，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应也"。
炀帝在江都遇弑丧生，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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