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揆诸实际，皆是不实之辞。这是许敬宗借修史之便，对封德彝挟私报复所致。许敬宗能售其奸，是借了唐太宗的东风。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逼父让权，才夺宗称帝。他想留下好名声，就定调子修改当代史，由许敬宗具体操作。许敬宗对已有稿本凭爱憎曲事修改，乘机对已故的封德彝造谣中伤，特别以所谓反对太宗当政来激怒太宗，最终将封德彝打倒搞臭。因此，廓清迷雾，弄清史实，有助于认识唐初政治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封德彝何以在史籍中屡屡受到奚落谴责，自古以来尚无人进行研究，本文提出一孔之见，以供参考。
封德彝名伦，以字显，贞观元年（627）六月以尚书省右仆射的身份病故。他是从上个年份的七月唐太宗执政之初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的。《资治通鉴》卷192记载：在封德彝去世前几个月，太宗责成他"举贤"，他"久无所举"，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于是，"德彝惭而退"，被史籍这样奚落了一下。太宗所以责成封德彝举荐贤人，是由于仆射是宰相班子中的当然成员，宰相的职责包括举荐贤人。《资治通鉴》卷193记载：封德彝去世近两年，房玄龄、杜如晦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太宗对他们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房玄龄、杜如晦同样未举贤，却未在史籍上留下奚落。为了弄清个中蹊跷，需要考察贞观时期的人才状况。
太宗所说的"贤"，泛指一般人才和杰出人才，封德彝所说的"奇才"，专指杰出人才，二者的涵盖面有广狭之别。封德彝身为朝官，阅历局限于京师，交际局限于官吏，不可能像州县地方官那样广泛考察举荐散落于民间的一般人才。太宗同封德彝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彼此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所持标准不同所致。
太宗思贤若渴，致力于人才的发现和任用，然而实际状况往往使他失望。贞观十一年，他颁布《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承认人才匮乏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说："虚己侧席，为日已久，投竿（姜子牙）舍筑（傅说），罕值其人。"他责成河北、淮南诸州长官，察访举荐当地"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词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并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举送雒阳宫"。太宗的希望看来是落空了。贞观十五年，他颁布《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再次感叹："躬抚黎庶，亲观风俗，临河渭而伫英杰（姜子牙），眺箕颍而怀隐沦（许由），亟移日月，空劳梦寐，而骊龙莫兆，商歌（甯戚）寂寥。……望云长想，增其叹息！"于是再次责成天下诸州，"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据《登科记考》卷1记载：贞观十七年，太宗又一次失望地承认："侧席求贤，有年载矣，而山林莫致。"次年，太宗总算眼巴巴地盼到诸州举荐的11位孝廉来京应选，出于重视，便在内殿接见他们。为了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太宗对他们格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太宗就治理国家的政术，"想望高才，以陈良策"，但他们"相顾结舌"，不能奉答。太宗以为他们"未睹阙廷，能无战栗"，就让他们赴内省参加笔试。试题由皇太子和近臣拟就，是关于仁孝的浅显问题。这些孝廉应试者居然"构思弥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太宗伤心透了，感叹道："朕发诏征天下俊异，才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耶？朕甚忧之。"就这样，太宗半是遗憾，半是期待，直到贞观二十三年撒手人寰。
了解到这样的背景，我们对太宗发现马周和释玄奘是奇才而欣喜若狂，才会有深切的理解。据《旧唐书》卷74《马周传》记载：马周出身贫寒，"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来京师后，投靠中郎将常何，聊以度日。贞观三年，太宗命群臣上书论朝政得失，发现常何所论二十多件事十分精彩。太宗奇怪这位胸无点墨的赳赳武夫怎会写出这样的奏疏，便问起缘由。常何答道："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决定立即召见马周。太宗等不及，在马周进宫前，"遣使催促者数四"。召见时，"与语甚悦"，当即任命要职。"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记载：贞观十九年，太宗驻跸洛阳宫，得知释玄奘西游印度返回长安，立即召赴洛阳。太宗在接见过程中，发现玄奘"词论典雅，风节贞峻"，"堪公辅之寄"，就动员他还俗当官，"助秉俗务"。玄奘对于从政当官毫无兴趣，坚决拒绝，太宗只好表示惋惜。可见太宗对于奇才异能，知道罕见如同凤毛麟角，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和渴望。
贞观时期的人才资源如此贫乏，有其历史原因。经过隋末唐初十多年的战乱，人口锐减，士大夫寥寥无几，且不肯轻易出仕。关于这一情况，《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说："群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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