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资治通鉴》卷192说："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贞观元年，只好省并机构，"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为了培养人才，太宗尊师重教，于是扩大校舍，增收生员，征聘教师，颁布《五经正义》为统一教材。但新生代的成长需要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太宗及身并未怎么受益。
以上这些情况，发生在封德彝去世后20年间。可以推想，他任右仆射时，人才状况只会更糟。那么，他"于今未有奇才"云云，并没有什么不对。《资治通鉴》叙事时奚落他"惭而退"，是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搀进了捉笔者的主观爱恶。
同类事情还有两件。其一见于《资治通鉴》卷192，说：贞观元年春节期间，太宗宴饮群臣，奏《秦王破阵乐》助兴。这是太宗身为秦王时，带兵讨伐刘武周，军中所作的乐曲。太宗说："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太宗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结果是"德彝顿首谢"。既然"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在平定海内时，只能动武，文不足以随其时。封德彝推许太宗的这个功绩，是说创业艰辛，非一般皇储无功而继位可比。这样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史籍却要奚落他"顿首谢"，主观爱恶何其昭然。其二见于《资治通鉴》卷193，说：贞观四年，形势大好。内地的情况是，各地农业丰收，粮价便宜，社会安定，流散人口都返回故里。民族间的情况是，唐政权消灭了宿敌东突厥，擒获其首领颉利可汗，北方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太宗总结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指出："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分析这则史料，我们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消灭东突厥动用了战争手段，怎么就叫做"偃武"，怎么就不是"征讨四夷"？既然是"上书者皆云"，怎么就让封德彝独自承担责任，从而谴责他对于国家大政出坏主意？
封德彝何以屡次遭受史籍奚落谴责？原来是许敬宗捣鬼的结果。据《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记载：许敬宗在太宗、高宗时期兼修国史，所修史书中有《武德实录》、《贞观实录》等当代史。许敬宗为人极为龌龊，职业道德极坏，"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对于上述两种《实录》，敬播所修稿本"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许敬宗所做手脚被揭露出来的有下列几件事：其一，他贪图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的钱财，就把女儿嫁给钱九陇的儿子。他修史时隐瞒钱九陇皇家奴隶的卑贱出身，为其瞎编门阀、伪造功绩，与大功臣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列一卷。其二，他从尉迟宝琳那里得到大量贿赂，将其孙女娶为自己的儿媳，为其父尉迟敬德作传，把过失统统隐瞒，还把太宗作《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瞎编成赐给尉迟敬德。其三，他为庞孝泰作传，因受其贿赂，就说庞孝泰同高丽作战，"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实际上，庞孝泰是位普通的蛮族酋长，懦弱无能，被高丽袭击而大败。其四，他为封德彝作传，"盛加其罪恶"。所以这样，事出有因。义宁二年（618），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政变，杀掉隋炀帝。虞世南的哥哥内史侍郎虞世基和许敬宗的父亲给事郎许善心，也被宇文化及杀掉。封德彝时任内史舍人，目睹其事，对人介绍当时的情景是："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许敬宗大为恼火，怀恨在心，借修史之机，挟私报复。《旧唐书》卷63《封伦传》中记载了两件具体的事。一件事是："伦见虞世基幸于炀帝而不闲吏务，每有承受，多失事机。伦又托附之，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寝而不奏，决断刑法，多峻文深诬；策勋行赏，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日坏，皆伦所为也。宇文化及之乱，逼帝出宫，使伦数帝之罪。帝谓曰：'卿是士人，何至于此？'伦赧然而退。"这里居然把"隋政日坏"的责任归到一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内史舍人的身上，未免深文周纳。封德彝当面数落独夫民贼的罪过，应该不是错事，怎么士人就不该如此，就要"赧然而退"，又在史籍上被奚落一番？另一件事是所谓阻挠唐高祖立太宗为太子事，为行文方便，留待下文分析。
这两件事，《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而上文所述《资治通鉴》关于封德彝受奚落谴责的三件事，《旧唐书·封伦传》中却没有。关于封德彝因举贤问题和太宗意见不一便"惭而退"，只有《贞观政要》卷3《择官》有相同说法。关于因《秦王破阵乐》而引发的封德彝和太宗对文武问题的讨论，《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说："德彝顿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不过是臣僚对君主例行的恭维话，口气要比《资治通鉴》所载"德彝顿首谢"轻得多。关于太宗贞观四年追述当初"上书者皆云"而说"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旧唐书》卷71《魏徵传》所载太宗的话却是："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这里根本不显封德彝的责任，当然不可能谴责他。看样子，《旧唐书》所用的资料，是唐代的史官们由于知道许敬宗为封德彝作传时"盛加其罪恶"，尽可能廓清过的。而《资治通鉴》所用的资料，有唐代的《实录》、《国史》，许敬宗染指其间，留下痕迹，为《资治通鉴》因袭或演绎。《贞观政要》系缩略《太宗实录》而来，故而亦有痕迹。
许敬宗所以能售其奸，是借了太宗的东风。现在再回到所谓封德彝阻挠高祖立太宗为太子的话题上来。《旧唐书·封伦传》说：封伦"潜持两端，阴附[太子李]建成。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卒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说：李建成立为太子，太宗封作秦王。兄弟二人围绕着太子地位的角逐，矛盾甚深，形同水火。武德七年（624），李建成趁高祖赴宜州宜君县仁智宫避暑之机，密调自己的原部下、庆州都督杨文幹带兵入京，伙同自己的军事力量，组织军事政变，并指使自己的弟弟齐王李元吉在仁智宫下手，杀掉秦王。有知情人在政变前赶到仁智宫，向高祖告发。高祖大怒，派秦王赴庆州讨伐杨文幹，许诺凯旋后"立汝为太子"，"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秦王走后，李元吉和几位高祖的宠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又外为游说，高祖意便顿改，遂寝不行"。后来，封德彝又"潜劝"秦王图谋李建成，秦王不许。封德彝转而对高祖说："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他又劝李建成抓紧对秦王下毒手，说："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也。"这些说法，疑点甚多。首先，高祖是否真有废掉李建成改立秦王为太子的决定，很值得怀疑。宗法制规定立嫡长子为皇太子，是封建社会中天经地义的事。李建成符合条件，朝野早已接受这一事实。如果高祖重行废立，须正式交付大臣们讨论，就像后来太宗废黜李承乾改立李治那样，然而高祖没有这样做过，可见他不愿改变既成事实。李建成欲举兵作乱，高祖盛怒之下说些气话是可能的，但不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就轻率地对当事人宣布废立决定，甚至身为父亲，教唆秦王日后若见自己的哥哥不驯服即"取"之，既不符合游戏规则，也不符合情理。《资治通鉴》卷191说：武德九年六月，秦王发动玄武门之变。头一天，他密奏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以激怒高祖。高祖对他表示："明当鞫问，汝宜早参。"似乎高祖已经卷入这场兄弟阋墙。如果真是这样，届时高祖应该在内殿正襟危坐，等待儿子们的到来。然而政变战斗正酣之时，他"方泛舟海池"，优哉游哉，像个没事人一样。当秦王所派尉迟敬德手持戈矛前来"宿卫"他时，他大惊失色，问道："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居然不知道今日要哪些人进宫。可见秦王密奏和高祖表态云云，是秦王一伙造的谣，高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李建成、李元吉被秦王一伙杀掉后，战斗结束。萧瑀、陈叔达当即请求立秦王为太子，高祖答应。高祖立即召见秦王，对他说："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投杼"即扔掉织梭，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秦二》，说：曾参是春秋时期有名的方正之士，在费邑居住时，有一个同姓名者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曾母不相信儿子会干这种事，依然坐在织机前织绢不辍。等到第三个人来报信时，曾母终于相信了，不胜恐惧之际，慌忙扔掉织梭，翻墙而逃。后来，"投杼"一词用来比喻多次听到对亲近可靠的人的不实传闻，动摇了原来曾有过的信赖。高祖这样说，表明此刻之前，他一直对秦王不信任。那么，武德七年即欲改立秦王为太子的说法，也只能是秦王一伙造的谣。因此，当时在仁智宫冒出一个废立太子的话题，可能性不大，封德彝是否有机会就这个话题发表意见，很难说。其次，《旧唐书·封伦传》说："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封德彝"固谏而止，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封德彝"固谏"，若是以上密奏的方式进行，密奏若不销毁，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后突然接管政权，会很快发现密奏。若是以口头发言的方式进行，所谓"秘隐"，唯一的可能是高祖私下同封德彝密谈。高祖退为太上皇之后，活了十来年，这期间秘隐事未暴露，可见高祖一方没有走漏风声。封德彝对于外人尚不知道的不利于自己的事，总不至于自行公布吧。那么，如何在他去世16年后，"秘隐"的事会传出来？第三，按照《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的说法，武德七年高祖确实宣布过废立太子的决定，结果是推翻不算，其理由一方面是李元吉和几位高祖的宠妃"为建成内请"，另一方面是封德彝"外为游说"。封德彝既然是"游说"，当然不是上密奏，而是口头发言。能在高祖已宣布决定的情况下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游说"的规模、声势肯定不小。李元吉等人的活动没被史籍说成是"秘隐"，封德彝的游说怎么就是"秘隐"？高祖的决定一再变化，表明其情绪极不稳定，需要和一些人反复商量以权衡利弊，需要对一些人交待自己改变决定的理由以利于自己下得了台，因而容易把封德彝的意见透漏出来。怎么至于事隔20年封德彝的事才暴露出来。第四，萧瑀和陈叔达提议立太宗为太子，立即成为事实。萧瑀和封德彝在太宗执政之初分别被任命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陈叔达稍后被任命为门下省侍中。萧瑀为人强硬褊狭，同封德彝、陈叔达合不来，关系很紧张。他对封德彝原本同自己意见一致，到太宗前汇报讨论时却突然变卦，十分不满，就向太宗上封事论是非，因而一度免职。后来，他当着太宗的面和陈叔达争论不休，声色俱厉，又以大不敬罪免职。以他这样的性格，如果封德彝真有反对立太宗为太子的事，他何以不多方打听，搜集材料，置封德彝于死地？第五，如果封德彝确实"阴附建成"，就会向李建成提交一份见面礼，私下向李建成一方表白自己如何在废立太子一举中开展艰苦的工作。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清理李建成党，表面上看，很快就结束了，实际上直到贞观十六年五月追赠李建成为皇太子，才算彻底了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未查出封德彝的问题？所谓封德彝怂恿李建成抓紧对太宗下毒手的说法，是从哪里弄来的？
要解决该问题，史籍中并不是没有蛛丝马迹。《旧唐书·封伦传》说："十七年，……太宗令百官详议，……于是改谥'缪'，黜其赠官，削所食实封。"原来，所谓封德彝问题的暴露，在贞观十七年。《旧唐书·许敬宗传》说："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两件事在同一个年份，谜底出来了，是许敬宗编纂呈献的《武德实录》造了封德彝的谣。如果不是这个途径，又会是什么途径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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