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没有提供其它线索供我们做另外的解释。封建帝王对权力极为敏感，因而以是否拥戴自己作为判断臣僚正邪的最高标准，从而决定对他们亲疏取弃。后来，唐文宗任用宋申锡，密谋翦除宦官势力，宦官闻讯，先下手为强，诬告宋申锡准备推翻文宗，拥立文宗的弟弟漳王称帝。文宗大怒，根本不去调查落实，就要治宋申锡的罪。无论许敬宗，还是宦官们，都知道只有以对皇帝的态度作文章，才能置自己的仇敌于死地。许敬宗造了封德彝这个谣，太宗自然十分恼怒，组织群臣讨论处理。封德彝已经作古16年，不可能为自己辩护。他的那些同僚们，20年间早已七零八落，也不可能出面澄清事实。于是，许敬宗假手太宗，最终把封德彝打倒搞臭。至此可以说，太宗一伙关于高祖废立太子和玄武门之变中的种种谣言，是由太宗指导，许敬宗具体操作的，都集中在许敬宗编纂的《实录》、《国史》中。做出这种判断，有史籍中的线索作为依据。一般地说，《实录》是在皇帝去世或下台后才由史官编修的。但太宗在位时，即着令编修《实录》。当时没有"太宗"庙号，不叫《太宗实录》，就按照年号叫做《贞观实录》，或叫《今上实录》。自古以来，史官编修当代史，为保证客观公正，当朝帝王不得干预和阅读。但太宗多次提出要亲自披览国史。贞观九年，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阻止，贞观十三年，兼知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又加以拒绝，使得太宗的目的未能得逞。贞观十七年，太宗又提出了这一要求。兼修国史者是司空房玄龄，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为人谨小慎微，深受太宗信任。房玄龄温和地陈述了反对意见后，只好遵旨。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房玄龄与许敬宗删节国史为编年体呈上，即上文所说的《武德实录》和《贞观实录》。当太宗看到关于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担心"语多微隐"，会给后人留下思索空间，使自己落个杀兄逼父、夺嫡篡权的坏名声，就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他指示"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实际上是要房玄龄、许敬宗按照他定的调子，编修隋末唐初的历史。于是在这次修史的前前后后，围绕着太宗兄弟阋墙，必须按照太宗的政治需要，制造一系列谣言，自然会把一些人卷进去，弄得面目走样，扑朔迷离。许敬宗正是利用这一时机，对已有稿本"以己爱憎曲事删改"。对钱九陇、尉迟敬德、庞孝泰的虚美，是出于"爱"；对封德彝"盛加其罪恶"，是出于"憎"。现在退一步讲，即使封德彝在高祖执政后期反对改立太宗为太子，也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而已，符合当时稳定大局的政治需要，同后来太宗事实上成为皇帝后加以拥护并不冲突，太宗完全没有必要以人划线。今日治史，就更不必看重封德彝是否拥立过太宗当太子了。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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