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明经"三百馀士"（《全唐文》卷492，权德舆《送三从弟况赴义兴尉序》），进士"七十有二人"。（《全唐文》卷695，萧籍《祭权少监文》）两科皆略有突破，这是他"奏广岁所取进士、明经，在得人，不以员拘"（《全唐文》卷562，韩愈《唐故相权公墓碑》），朝廷批准，才得以扩招的。大和八年（834），唐文宗敕令明经及第不得超过110人，次年下调至100人，进士由25人上调至40人。开成四年（839），明经恢复为110人，进士下调至30人。直至唐亡，大体维持着这个数字。可见，科举制走上正轨以来将近二百年间，明经年录取人数有时同进士相当，有时是进士的二至五倍，通常为三四倍。《通典》二十至四十倍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明经进士录取数的多寡并不说明孰易孰难，因为还存在从多少人中录取的问题。进士举子人数，前引文献概括为"大抵千人"，"不减八九百人"。我们来看看具体时期的数字。贞元七年（791），"时入策五百馀人"（《唐摭言》卷8《自放状头》），录取30人，录取率约6 %。贞元十九年，主考官权德舆统计："计偕者几乎五百，籍奏者不逾二十，盖二十五之一也。"（《全唐文》卷483，《贞元十九年礼部策问进士五道》）录取率4 %。稍后，应举人数增加，韩愈一则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全唐文》卷555，《送孟秀才序》），一则说："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馀人。"（《全唐文》卷556，《送权秀才序》）大和九年（835），中书门下奏称："每年贡士，尝仅千人。"（《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三》）录取数由25人增加至40人，录取率4 %。大中四年（850），进士刘蜕上书主考官，说："请与八百之列，负阶试诗。"（《全唐文》卷789，《上礼部裴侍郎书》）录取30人，录取率3.75 %。据《登科记考》记载，咸通十一年（870）停贡举，咸通其馀年份，录取30人者计有八年，25人者三年，35人、40人者各一年，13年共录取390人，平均一年30人。"咸通中，……场中不减千人。"（《唐摭言》卷15《条流进士》）总录取率约为3 %。总之，进士举子每年五百人、八百人、一千人不等，以一千人左右较为常见，录取率是《通典》说法的两三倍。
明经举子对于进士举子的倍数，远远大于《通典》的说法，早在唐朝初建，就形成传统。武德五年（622），诸州奉诏上贡明经143人，进士30人，明经是进士的五倍。经考试，进士录取四人，明经全部落第。中唐时期，韩愈说："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全唐文》卷555，《赠张童子序》）这还只是明经中通二经举子的人数，已是进士举子最高数字的三倍，通三经和通五经举子有多少人，不得而知，加在一起，倍数更大。如果不考虑明经科其他举子，把录取最高数110名全部划拨给三千名通二经举子，录取率也才是3.67 %。支持这种分析的数据尚有：大和元年（827），仅京兆府乡贡明经即有孙延嗣等三百人，加上东西两京各国立学校（从下文可知仅西京国子监明经举子即有350人）和各州、府的举子，数目应该相当可观。《唐摭言》卷1载《会昌五年（845）举格节文》，要求全国各地的明经、进士举子隶名于学校，分配的指标是："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东都国子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当时全国共41道，每道或为进士15人、明经20人，或为进士10人、明经15人，或为进士七人、明经10人，都是明经多于进士。可见终唐一代，明经举子人数始终保持着多于进士举子的势头，而年录取数为数十名至一百名稍多，录取率不比进士高，只能说大致持平。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也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传记资料中确实有不少十多岁便取得两经举、明经高第的人物事迹，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人早慧和聪颖才留下雪泥鸿爪的。其余绝大多数明经及第者，因为其登科年龄不值得津津乐道，而未留下事迹。韩愈讲到明经举子参加由地方而中央的考试，层层过关，连续数十年，到最后录取时，"有终身不得与者焉"，幸而得第者，"班白之老半焉"。（《全唐文》卷555，《赠张童子序》）哪是什么"三十老明经"！而进士科年少得志者，往往有之。大中六年（852），进士及第28人，其中苗台符16岁，张读18岁。有人在他们西明寺进士题名处加注调侃，云："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当然，录取进士也会考虑老人。光化四年（901）放榜录取26人，其中五人在54至73岁之间，仅占1/5，便被人戏称为"五老榜"。54岁已算作"老"，哪是什么"五十少进士"！这说明通常情况下，老人所占比例不会大于1/5，青年壮年才是主要成分。贞元十二年（796）录取30人，其中孟郊54岁，他所作《同年春燕》诗说："少年三十士，嘉会良在兹。"（《全唐诗》卷376）可见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会昌三年（843），中书省奏称及第进士是所谓"初获美名，实皆少俊"。（《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唐代习俗，新及第进士在曲江宴饮、泛舟，"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假若进士们不是"实皆少俊"，而是"五十少进士"，怎么可能设想：衮衮诸公都有挑选五六十岁的老头做自家女婿的怪癖；而进士举子为了侥幸成为公卿家的乘龙快婿，垂垂老矣还保持着光棍身份，岂不怕考不上会断子绝孙！因此，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来描述进士难明经易，也是靠不住的。
持进士难明经易说者，理由之二是两科考试内容不同。岑仲勉说："明经[比进士]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进士诗、赋限韵，要须自出心裁，比[明经]口试[儒经大意]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189-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韩愈的看法不然。他在《答崔立之书》中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或出礼部所试诗、赋、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全唐文》卷552）韩愈初见诗赋试题，觉得容易得到了"无学而能"的程度，若不是"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自己绝不至于连考四年，25岁才中举。然而对于明经科，他一则说："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全唐文》卷555，《送牛堪序》）再则说："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由是而层层考试筛选，最终登第，"厥惟艰哉"！（《全唐文》卷555，《赠张童子序》）岑韩二人说法大相径庭，具体情况到底怎样，须对两科考试进行比较和分析。
唐朝建立后，承隋旧制，明经进士两科一样，只考策问。调露二年（680），主考官刘思立奏请两科皆加帖经，进士加杂文，遂成为一代常式。当时规定九部儒家经典为"正经"，按照字数多寡，把《礼记》、《春秋左氏传》叫做大经，《毛诗》、《周礼》、《仪礼》叫做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叫做小经。明经科中通二经者，通大经一部并小经一部，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部；通五经者，大经小经并通。具体经书皆由举子自选。正经以外，《孝经》、《论语》是明经、进士等科的共修课，因而是必考课目，还加试过《老子》、《尔雅》。明经科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帖经，类似填空。正经两部，每部十帖，另有《孝经》二帖，《论语》八帖。考官只露出经文一行（天宝十一载，752年，改为前后各加一行），用纸片帖住本行三个字，由举子答出何字，答对六成及格。第二场试义。起初是"口义"，即口试经书大义。考官就儒经的正文和注疏出题，《礼记》、《左传》、《周礼》各四题，其余正经各三题，《孝经》、《论语》共三题。通二、三、五经的举子，按照不同标准，就自选经书和共修课回答，以辨明义理为符合要求，多数题答对为及格。建中二年（781），主考官赵赞上奏说："承前问义，不形文字，落第之后，喧竞者多。臣今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唐会要》卷75《明经》）这样便把口试改成笔试，称为"墨义"。墨义迄未坚持执行，贞元十三年（797）主考官顾少连奏请罢试口义，恢复墨义，获准。元和二年（807），贡举院又奏请恢复墨义，又获准。元和七年，主考官韦贯之奏停墨义，恢复口义，又获准。第三场试时务策。这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开始实行的，当时规定适当减少帖经和口义的题量，"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唐会要》卷75《帖经条例》）
进士科起初只考时务策五道，贞观八年（634）加读经史各一部，其考法与时务策同，还不是帖经。经上述刘思立建议加试帖经和杂文，到神龙元年（705），才确定为三场试。帖经有时作为第一场，有时第二场，比明经科分量小要求低。起初帖一部小经，包括经文和注疏，答对六成以上，并帖《老子》正文和注疏，答对三成以上，算作及格。开元二十五年规定，依明经科例，帖一部大经，答对四成为及格。第三场试时务策，比明经科多两道题，要求也高一些，以"义理惬当"（《大唐六典》卷4）为通。杂文有时作为第二场，有时第一场，所作诗赋以"华实兼举"（《大唐六典》卷4）、"洞识文律"（《大唐六典》卷2）为通。
自开元二十五年定制后，标准最高而虚设六七十年的秀才科突然活跃起来。"其时以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通典》卷15《选举三》）主管部门不愿更改制度，故对秀才科举子一律不予录取。进士渐难，难在帖经和杂文两项考试上。这时帖经的确很难。"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唐会要》卷75《帖经条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馀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通典》卷15《选举三》）"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封氏闻见记》卷3）阎济美大历九年（774）冬在东都进士及第。他回忆道："天津桥作铺帖经"，自己"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考官说："礼闱故事，亦许诗赎"，遂出题《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由于考官"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天寒水冻，书不成字"，阎济美只作出四句便交卷。考官读后，"遂唱过"。（《太平广记》卷179《阎济美》）可见多数进士举子不害怕杂文，只害怕帖经，但制度规定可用杂文替代帖经，他们便可以避难就易。明经科举子帖经，却不允许用别的考试代替，而且分量更大，要求更高，要说帖经困难，他们承受的困难更大。
进士考试还能享受开卷待遇。乾元二年（759），李揆主考，"其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对举子们说："经籍在此，请恣寻检。"（《旧唐书》卷126《李揆传》）举子白昼答卷不完，可继之以夜，持续燃完三支烛，甚至通宵达旦。到长庆元年（821），白居易还说："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白居易集》卷43，《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明经科考试却没有这些方便。
进士考场纪律很差，交头接耳，抄袭代庖，屡有发生。例如：贾岛手持纸条，"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唐摭言》卷12《轻佻》）温庭筠"多为邻铺假手"。（《唐才子传》卷8《温庭筠》）再加上种种复杂的因素，庸劣之辈难免也会录取。长庆元年录取进士矛盾激化，状告到唐穆宗那里，于是不得不复试。复试题为《孤竹管赋》、《鸟散馀花落诗》。举子不许携带书籍，到燃完两支烛时截止。结果，原录取的25人中只有14人合格，保留了资格。穆宗下诏说："重试……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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