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似不知本事。词律鄙浅，芜累亦多。"（《全唐文》卷65，《覆试郑朗等诏》）不难想象，平常稀里糊涂，无人深究，庸劣之辈也就蒙混过关了。
唐代不断出现过对进士举子学识浅薄和明经举子素质低劣的批评。早在试策阶段，唐高宗诏令就指出："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全唐文》卷13，《严考试明经进士诏》）实施三场试后，唐玄宗诏令又指出："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唐会要》卷75《帖经条例》）主考官杨绾指出：进士举子"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旧唐书》卷119《杨绾传》）主考官赵赞指出：明经举子"比来相承，唯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唐会要》卷75《明经》）进士举子的这种缺陷，是考试内容规范的结果，反映出考试的知识覆盖面比较狭窄。诗须作五言排律，12句，往往由举子自选诗题中的平声字作为韵部。赋由考官规定八韵，平仄相间，篇幅在320至350字之间。比如贞元七年（791），考《青云干吕诗》，青、云、干皆可为韵；《珠还合浦赋》，以"不贪为宝，神物自还"为韵。诗赋是命题作文，所限韵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些关键词，启发举子的思路而又约束其不至于漫衍无归，以便切题。汉字多达数万，一字多义，一义多字，构词力强，语序灵活，修辞手段丰富，对于调整平仄，限韵写作，具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诗赋是文学作品，需要举子具备创造性，这同时便意味着含有灵活性和随意性，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表达作者自己的想法，可以挥洒自如，酣畅淋漓。考官不可能对诗赋拟出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对照衡量，评定成绩便含有相当的伸缩性。因此，进士考试的难度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至于明经举子，他们的通病是擅长死记硬背，对儒经的精神不能理解和发挥。这与其说是明经考试制度训练出的思维模式所致，毋宁说是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产物。专制集权制度钳制人们的思想，颁布标准说法以统一口径。明经举子不得不用自己的头脑去追随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嘴巴去复述别人的说法。他们必须认同、理解和吃透那些遥远年代传下来的已有隔世之感的经文和注疏，才能避免纰漏，符合规范。其间不能藏拙，不能回避，不能独出心裁，举子几乎失掉了自我。因此，明经考试的难度应该不比进士小。
权德舆主考期间，对明经考试做了一些改革。柳冕给他的信函说到改革针对的弊病是："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全唐文》卷527，《与权侍郎书》）权德舆所出墨义试题流传下来22道，有三道是《毛诗》题，试看一道："风化天下，形于咏歌，辨理代之音，厚人伦之道。邶、鄘褊小，尚列于篇，楚、宋奥区，岂无其什？变风雅者起于何代，动天地者本自何诗？《南陔》、《白华》，亡其辞而不获；《谷风》、《黄鸟》，同其目而不刊。举毛、郑之异同，辨《齐》、《鲁》之传授。……解颐之言，斯有所望。"（《全唐文》卷483，《明经策问七道》第二篇）这里问到十五国风多达160篇，小国的诗歌尚且收入，何以偏偏没有楚、宋这些泱泱大国的诗歌？《小雅》中的《南陔》、《白华》，为什么只留下篇名，诗却未留下来？《国风·邶风》收有《谷风》，《小雅·小旻之什》也收了一首《谷风》，都是弃妇之词。《国风·秦风》收有《黄鸟》，《小雅·祈父之什》也收了一首《黄鸟》，内容不同。编辑《诗经》时为什么不对它们加以刊削改订？这些问题可以提出来，但不可能解决，只能做些推测。"变风雅者起于何代，动天地者本自何诗？"这是大问题，若不熟悉文学史，举不出实例，根本无法作答。至于毛、郑、齐、鲁，是注疏和经学史方面的问题。唐人利用的仅仅是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的《毛诗正义》，"举毛、郑之异同"，题目甚大，从何下手？答出哪些方面才算合乎要求？而《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东晋，唐人已无缘见到，怎么去"辨《齐》、《鲁》之传授"?窥豹一斑，据此可见明经考试并不轻松。
岑仲勉、韩愈资质不同，岑仲勉博问强记，自然认为背诵典籍不在话下，韩愈工于吟咏，自然认为创作诗赋轻而易举，各有侧重，各执一端，遂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今天没必要强分谁是谁非，倒是应该综合看待，辩证分析。
其实，进士科考试的难易并不具备多大意义，因为考试成绩在录取中不起多大作用，录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名单和名次往往在考试之前就确定下来了。
这有多种情况。其一是行卷邀名。"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云麓漫钞》卷8）这是说进士举子把平素的诗赋、传奇习作抄写装裱成卷子，呈现给显贵名流，借他们的夸奖以猎取名声，并通过他们介绍给主考官，以便顺利录取。牛僧孺即是这样。李珏说他"举进士，轩然有声。时韦崖州作相，网罗贤俊，知公名，愿与交。公袖文往谒，一见如旧，由是公卿籍甚，名动京师，得上第"。（《全唐文》卷720，《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杜牧及第情况，可归入这一类中。崔郾由长安赴东都主持科举考试，临行之际，太学博士吴武陵说杜牧《阿房宫赋》写得好，请以状元录取。崔郾说状元已定人选，吴武陵说："不得已，即第五人。"崔郾承诺："敬依所教。"（《唐摭言》卷6《公荐》）这样做，算不上是把平时作业同考试成绩一并考察，因为还没有考试成绩便定下了录取名次。唐代诗文冒充剽窃，十分普遍。时人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之于先进，靡不私自炫鬻，以为莫我若也。"（《玉泉子》）举子李生在京师书肆买到诗卷，冒充自己的作品，招摇撞骗20年。他谒见李播，才知道全是李播的作品，竟提出"欲希见惠"的要求。李播答应"奉献可矣"，李生居然"亦无愧色"。（《太平广记》卷261《李秀才》）可见行卷邀名由于真假难辨，含有相当大的水分。
其二是行贿请托。上文所说进士复试一事，其根由便是行贿请托。杨浑之谋求及第，把家藏历代珍贵书画都用来向酷爱图书古画的宰相段文昌行贿，请他打招呼。段文昌即将调赴四川，就杨浑之录取事对主考官钱徽既当面托付又致函保荐。翰林学士李绅，托付钱徽录取周汉宾。钱徽未录取该二人，却录取了中书舍人李宗闵托付的其女婿苏巢和右补阙杨汝士托付的其弟杨殷士。段文昌、李绅大怒，告到穆宗处。结果，苏巢、杨殷士复试落榜，钱徽、李宗闵、杨汝士贬官。这种行贿请托、打通关节的现象在进士录取中屡见不鲜，平常没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就被遮掩过去了。
其三是权贵胁迫。权贵们插手进士录取，来势凶猛，气焰嚣张。京兆尹李实是李唐宗室，"托私荐士"，递给主考官权德舆一份20人的名单，威胁道："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旧唐书》卷15《李实传》）权阉仇士良写信，要主考官高锴录取裴思谦为状元。高锴说："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裴思谦毫不让步，说："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唐摭言》卷9《恶得及第》）高锴只好照办。
其四是姻亲效应。裴筠被萧楚公选作女婿，很快便进士及第。唐代以"折桂"比喻进士及第，罗隐于是以月宫中桂树、嫦娥为典，作诗讽刺此举，云："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唐摭言》卷9《误掇恶名》）
这些因素起作用，表明进士录取根本不存在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举子若利用不上这些因素，只能指望答卷令考官拍案叫绝，才有希望录取。这只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临场发挥出色，才能奏效。众多举子难以企及，进士难必然成为他们的喟叹。那么，所谓进士难，难在进士科内部，难在朋党关节，难在不正之风。这与明经科毫不相干，因为不是明经挤占了进士的指标，即使明经大幅度压缩录取数，进士难的情况照样不会缓解。
明经的录取肯定也夹杂着诸多因素。杨国忠之子杨暄举明经，学业荒陋，不及格。主考官之子拜见杨国忠，说："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落。"杨国忠骂道："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主考官父子惊恐不已，认为"国忠恃势倨贵"，"奈何以校其曲直"，于是"致暄于上第"。（《明皇杂录》）这是仅见的一例，表明明经录取中的劣迹绝对比进士少。进士同榜录取，彼此为同年，自称门生，称主考官为座主，前往谢恩。这样形成同年关系及门生座主关系，结为朋党，互相关照，排斥异己。明经没见有这种现象。韩愈说："吾未尝闻[明经]有登第于有司，而进谢于其门者。岂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举者之望于有司也亦将然乎？"（《全唐文》卷555，《送牛堪序》）正是由于明经录取相对公正一些，当时明经难的喟叹才不像进士难那样声势浩大。这只是明经内部的事，与进士科毫不相干。因此，以比较进士明经录取的难易来推断孰难孰易，是站不住脚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唐代，进士不比明经难，明经不比进士易，而是彼此难易相当。
（原载河南大学《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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