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对于任何外来文化和宗教，有着强烈的排斥性，迫使它们吸收儒学的成分，脱胎换骨，向中国化即儒学化的方向发展。唐人继承和发展前代的乌鸦观，使乌鸦带上了儒学色彩，伦理化，道德化，因而也就是理想化、规范化。基督教薄乌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矛盾，不能有效地摧毁唐人的乌鸦观。基督教厚鸽子，是从鸽子的长途通讯性能出发的，这一点在唐代仅仅处在萌芽阶段，不可能占据支配地位。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重政治，重理想，西方文化重实用，重价值。
其二，唐代鸽子很少。前引资料说是西方商船来华贸易，运用鸽子传信，唐人在广州、安南等南方地区见到这一情况。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人，其地即今广东省韶关市，与广州比邻，对于信鸽一事，无疑有耳濡目染的经历。他利用信鸽与亲朋通信，当时尚未普及，时人因而艳羡不已，"无不爱讶"。《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是位见多识广的博物学家，但在叙述波斯船上养信鸽一事时，特别交代是"大理丞郑复礼言"，即不是自己亲眼所见。可见唐代鸽子尚少，当然不可能改变民俗。
其三，乌鸦是野禽，不属于任何人。它飞到谁家，若不是以食相诱，便不是人们自己选择和强迫的结果。人们以乌鸦作为自己的吉祥象征，是在借助自身以外的东西来预卜吉凶，这一点绝不可以用人们自身来代替。而鸽子是家禽，谁是它的主人，谁就拥有它，主动权在主人手中。鸽子的栖止不在于自己的选择，而在于主人的决定。因此，鸽子不体现任何神秘的力量，不预示人们的任何结局，也就不可能被看作是可以代替乌鸦的吉祥鸟。
（原载《洛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1997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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