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与它那么容易分离。例如○形表示圆的概念，但此○或只表示一个圈，或是一颗球；□形表示四角形的概念，此□或表示一个国家，或一座城，或一颗印章，但国界未必方，城未必方，印章也未必是方的，这方的概念也经和原来所画的□形分离了。声音虽然变迁得快些，但比较能维系得概念住。例如福建人叫“眼睛”为“目”，字形完全不同，从声音去寻求概念，仍有可能；广东人叫“票”为“徽”，“徽”的声音虽然稍变，概念仍未变更。“徽章”的“徽”与“戏徽”的“徽”，仍是“凭证”的意思。
在新知识未入中国以前，中国字是很够用，很足以自豪的。但在思想猛进，知识繁多的现代，表义字就有点应付不过来了。文字以孳乳而多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字制作的原则是以偏旁表义的。这里我们有了困难。拿自然科学来说，属于草类，禾类，竹类，木类，瓜类，麦类，麻类，黍类等，都各依其类加个偏旁，但这些类别是不科学的，植物的分类不止这些，还有像“牡丹”，“玫瑰”，“十姊妹”之类，应入木部或草部，而字形上不许。推而及动物，矿物，都有物名与部类不相侔的缺点。又表示心思动作的字，用心部，手部，足部，走部等来做部首，以后抽象字越多，势必至于穷于应付，是无可疑的。总而言之，现在字典的部首不能包罗万有，减之固然不可，增之又不胜其烦。真是没有办法！
现代的知识范围比二三百年前宽广到几十倍，必令人人深究六书然后为学，则势有所不能。因此我们不能不原谅写白字或手头字的人。我们写作，从时间计算起来，是比拼音字慢得多。拼音字可以用机器来写，汉字虽也可以用打字机，但要用它来著作，恐怕没有希望罢。假如汉字打字机的速率与面积可以用拼音字机一样，我们便没要求更改汉字的必要。而事实上，我们对于各种知识都要急求，慢钝的文字，怎能满足我们的须要呢？
汉字的命运现在已走到一个不敷应用的时期。如许多的化学名辞，借“鋊”名Glucinum，借“锑”名Stibium，借“错”名Cerium，借“氜”名Helium，假借不足，继之以制作新字，或做成复合字。这样，必会做到一形含多义的地步，与六书的原则越离越远。我们现在所用的复合字，如“意识”，“心理”，“律德风”，“爱克斯光”等，有些是依字义选做的，但以后的趋势必会向着概念的标准来发展。譬如说“意识”时，还留着字义；但说“心理”时，已趋向到概念的方面了。至于“德律风”，“爱克斯光”，只是从声音了解概念，字形不过是字形罢了。新的概念越来越多，旧的文字有限，绝不能应付过来。如果要在《说文解字》或其他字书里选做新字，同属有限的数目，那么，数千不如数百，数百就不如数十了。如能在汉字里选出数十个字来做字母，像注音字母一样，将来也得走上拼音的途程，是无可疑的。
固然我们舍不得抛弃了好几千年用惯了的东西，但是历来被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所抛弃的好文化遗产也有好些。文化大部分是寄在语言文字上的，只是要记得所寄的是由语言文字所发表的概念，而不是死的语言文字本身。若果教孔夫子复生，他一定不认得我们，因为我们穿的衣服不同了，住的房子不同了，说的话不同了，写的字也不同了！但是我们的文化核心还与孔子时代一样，是属于汉族的，中国的。所以从表义字进而为表音字，是不足怕的。
我们不能尽读古人的书，也不必尽读古人的书。若是古书中有值得保留的，自然在各个时代有人翻译出来，至于毫无价值的古书，多留一本，只多占一些空间而已。譬如《道藏》里许多荒谬的记载，如鬼神的名目，符箓之格式等等，留着也没有用处，只因它是古人思想与宗教的遗物，不得不整理。整理完毕，把它解释明白，后人如要知道符箓是怎么一会事，尽可不必去看原书了。所以整理古籍是继往开来的工作，不是文字的保留。如有研究高深的学者，要读原书，尽也可以去翻出对对。可是这样的工作，我们不希望个个认识中国字的人都照样去做。文化的进步在保留一个民族的优美遗产，而舍弃其糟粕。抱残守阙，是教文化停顿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拼音文字是比较表义文字容易学习，在文盲遍野的中国，要救渡他们，汉字是来不及的。作者自己这一辈子也不见得会用拼音字。但为一般的人，不能不鼓励人去采用它。至于用拼音字以后，会使国语更不能统一的忧虑，也是不须有的。假如我们有共同的拼音方法，先从专名统一起，然后统一各种名词，那就容易多了。中国话是一种，所不同的是方音。方音的差别在用词的不同，如能统一用词，问题容易解了。我们先要统一用词，换句话说是统一国语，才能统一国音。这一件事得等待知识的传播才办得到。所以我们不但要扫除文盲，并且要扫除愚暗。汉字在这两种工作上，依我们的经验，是有点担当不起。最后一句话，文字只是工具，在乎人怎么用它。如用来寄寓颓废的概念，就是汉字也得受咒诅。我们要灌输知识给民众，当以内容为重，区区字形上的变更，有什么妨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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