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里明明有大小艺的分别，“其明在数度”即是先圣遗留下来，揖让，升降；舞勺，诵诗；白矢，连参；谐声，转注；鸣鸾，逐禽；均输，方程，等等技艺的成法，所谓“六通”，是通于此；世人所传，也是传此。至于载于竹帛的《诗》《书》《礼》《乐》，是古圣政事，典章，学术，名理之所从出，要辟这四艺非入大学不成，故只为邹鲁一部分的士，和缙绅先生所能明。道阴阳的《易》，和道名分的《春秋》，本不在《大学》六艺之列，也许因为这两样是卜史所专掌，需要在官然后学习的缘故。韩宣子观书于鲁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见《左昭公二年传》。这时孔子十一岁。）孔子晚年才学《易》，删定《春秋》，足见这两书不藏于黉宫，孔子在大成之年也未必猎涉过的。
凡是一种理想，都是由许多成法挤出来的。六艺既是先王经世的成迹，那钻研经术的儒生在习诵之余，必要揣摩其中的道理。于是在六艺中抽出一个经纬天下的“道”，而“道”“艺”的判别，就越来越远了。这个“道”是从六经产出，是九流百家所同宗的。所以不习六艺所产的“道术”观念就不能观九家之言，便不能明白儒家的渊源。百家所持，原来只有从六艺产出的一个“道”字，这个“道”本不专为一家，乃是一个玄名，自刘向以后，始以老庄之说为道家，《汉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其实古代神政，能诵习典册的，也只有祝史之流，正不必到衰周王官失守，然后流为一家之言。且在官者皆习六艺，各家的思惟也是趋于大同，也是“违道不远”的。
“道”是什么意思呢？说起来，又是一篇大文章，我只能将他的大意提些出来和儒家所主的比较一下而已。道只是宇宙间惟一不易的根源，是无量事物之所从出的。《韩非·解老篇》，“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庄子·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又《在宥篇》说“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阴阳，柔刚，仁义之道，是一般术士所传习的。所以道家主柔弱，说“致虚极，守静笃”，而“儒”训为“柔”。道主“无为”，而孔子说“无为而治天下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推原于天，如《天道篇》说：“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美次之。……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于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而儒以顺阴阳为职志，故《祭义》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易》是中国最古的书，是六艺之祖，百家，尤其以道家的思想都从这里出发的。孔子所修的道，多在实用方面，故说“修道以俟天下”。而他的行教目的也是要和这经纬六合之“道”同流的。看他所说“吾道一以贯”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个大教义，也可以理会得道儒之分别。
我们既然知道，“艺”，“术”，“道”，是一般儒士所常道的，儒不过是学道人的名称，而后人多以儒为宗师仲尼的人。这是因为孔子和他的门人自己认定他们是儒的正友，是以道艺教乡里的。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因为子夏当时设教，夫子告以儒之道，教他要做识大体而可大受的“君子儒”。此后社会上就把儒这个字来做学“孔子道”的人的专名。（见《淮南·俶真训》“儒墨”注）原来在孔子以后不久，这字的意义就狭窄了。孟子自己说他的道理是儒，而墨者夷子亦称孟子所传为“儒者之道”。（参见《滕文公上》《尽心下》）儒既成为学“孔子道”的专名，所以《汉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又应劭《风俗通》说“儒，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训儒为“区”，明其对于道与诸家有不同的地方。这和犹太教中一部分持律的人自以为“法利赛”的意思相仿。至于“通儒”，“俗儒”，仍是孔子“君子儒”，“小人儒”的意思。
儒这个名字，怎样到孔子以后就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呢？这有三个缘故。
一，当时社会的光景，使他成为一家之说。要知道孔子正生于“天下无道”的时代，他对于当时的人民要积极地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去救度他们。他对于邪说，横议，要用“正名”的方法去矫正。要为他们立一个是非的标准，故因鲁史而寄他“正分名”，“寓褒贬”的大意思。孟子发明孔子作《春秋》的意思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用这个方法，本来是很好的，因为人都愿意留个好名声在史册上，若个人的善恶行为在史册上都有一定的书法，实在可以使“乱臣贼子惧”。我见这个比舆论更有势力。
二，他要实行他师儒之职，以道德教人。道德不是空洞的，是要举出些人来做榜样的。所以他所立的标准人物是古代的“圣人”，“君子”。他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见还是行着师保之职，只以先圣的道艺教人。《汉志》说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这“盖”字用得很好，因为儒者都以教学为职志，如司徒的属官一般，儒者既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故凡事必师古；从典籍上传来的成法，都要学的。“子所雅言；诗，书，艺，礼。”为重先王之典训，故“正言其音”，也是为学的方法。
三，他对于政教的理想是偏重“书”的。胡適说孔子对于改良社会国家的下手方法全在一部《易经》。但“《易》的思想”，是士君子意识中所共有；在百家中没有一家不归根于《易》的。我以为儒所以能成为一家；是出于孔子的“书的意思”。就是他所解说的《易经》也是本着这个去解释的。《尚书》即所谓古昔圣贤的典型，孔子说到政事或他的理想的时候，少有不引他来做佐证，或摄取其中的意思说出来。
（甲）孔子第一个理想是“孝友”，看《为政》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逸书》。东晋伪古文采入君陈。）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孔子这段《逸书》，意思说政治的根本是在“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因为孝友是齐家的要政，孝弟既“不好犯上”，那也就“不好作乱”了。所以孝弟之道明，则天下后世的“乱臣贼子”无所养成。
孔子的孝说，也是托于《尚书》的。孝是儒教的重要教义，也是要入儒教团体（做圣人之徒）的人所当履行的。儒者看父母像天神一般地不可侵犯，在生时固然要尽孝尽敬，死后也不许你一下就把他们搬在脑后，要终身追慕他们——形式上要行三年的丧服。这三年丧服的观念也是出于《尚书》的。《说命》载“王宅夏，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引起子张的问（文在《宪问》）。以后孟子更伸引《尧典》“二十人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蜜八音”（见《万章》，原文今入《舜典》。伏生《尚书》原只《尧典》一篇，无“粤若稽古帝舜”二十字，至齐建武年始误分为二篇）的话，历说舜禹，行三年之丧的事实。
三年之丧是否儒家“托古改制”的一例，自来就是一个疑问。毛奇龄《賸言》有一段很可以帮助我们。
滕文公问孟子，始定为三年之丧，岂战国诸侯皆不行三年之丧乎？若然，则齐宣欲短丧，何欤？然且曰吾宗国鲁先君亦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则是鲁周公伯禽，滕叔绣并无一行三年之丧者。往读《论语·子张问》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张此问，夫子此答，其周制当无此事可知。何则？子张以高宗为创见，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读《周书·康王之诰》，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遂即位，冕服出命令诰诸侯，与“三年不言”绝不相同。然犹曰，此天子事耳。后读《春秋传》晋平公初即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国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丧，引“三年不言”为训，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卢，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并非周制。周公所制礼，并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绣不行，悖先祖，违授受，历历有辞，而世读其书，而通不察也。盖其云“定三年之丧”，谓定三年之丧制也。然则，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看来，“三年之丧”是儒家“好古敏求”的事实，大概古来只行于王侯辈，不过儒家把他推行到士庶身上，为的要“民德归厚”罢了。
（乙）孔子第二个理想是“法天”。
《泰伯》载：夫子赞美尧的话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是发明《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意思。以后他在《易·系词》上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又尧曰全章（“尧曰”至“公则说”，是一篇《论语》后序。《论语》自微子说夫子之言已讫，故《子张问》皆记弟子之言。至此更集夫子遗语遗意缀于册末，以为后序。可惜文字脱佚不少，后人遂把《子张问》并在里头。“子张问”以下古原分别为篇，因书成后，才得着，故附于后序之后），是总结孔子政教思想的全部的，我们看在这零篇断简中，出于《典》《谟》《诰》《范》的也不为少。
（丙）第三是孔子的“富教主义”，洪范所陈第九畴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是一个具足生活顺序的理想。说人先要多寿（健全的生命）然后能享诸福。既有了生命，不可不有资生的财禄。既有财禄，当使之身心没有疾病，忧患。衣食既足，身心既健，然后教之，使好好德。这个理想变成孔子的话，看《颜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又《子路》有一段，也可以说明这个意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子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丁）第四，孔子的“礼乐主义”也是出于《尚书》的。礼乐是陶冶品性，养成道德习惯的利器。我们借着礼乐可以调节身心，更能发展我们道德意识的习惯。所以要调节的原由，是因人从天地的气质受生，性格的刚柔厚薄，各各不同，务要使大家达到一个中和的地步。礼是要实践的，一个人有没有礼，只要先看他的容貌行为如何，孔子服膺典谟里所言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佩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所以他自己是一个“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的人。他的学生子夏也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要这个样子才能达到中和的地步。不然孔子就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怠。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又说，“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仲尼燕居》。）
礼乐本是相为表里的，所以虞舜令夔典乐，对他说“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典》）孔子以为“达于礼而不达于乐”的是“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的是“偏”。夔只达于乐没有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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