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舜所嘱咐的话，只说“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所以说他是“偏”。（参照《益稷》和《仲尼燕居》。）
礼乐本是儒者旧业（巫史之事），不过孔子特别提了出来，且变本加厉，把他们纳入他的中心教义“仁”字里头。他说礼节是“仁之貌”，歌乐是“仁之和”（《儒行》）；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因为礼乐所以饬仁，故只有仁者能行礼乐。
孔子以孝弟和礼乐的教义，传授弟子们。但在他生时，弟子也未必都服从他一切教训，如漆雕开，颛孙师是其最著者。自他死后，派别渐多，二百年间已有八派。《韩非·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卿）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诸儒的派别，据《群辅录》说，“夫子殁后，散于天下，设于中国成百氏之源，为纲纪之儒。‘居环堵之室，荜门圭窦，瓮牖绳枢，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动作顺，大让如慢，小让如伪’者（说明子思子张学派的话都出于《小戴·儒行》），子张氏之所行也。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仲良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词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录中所列八儒，与《显学》互有出入，所说“纲纪之儒”是孔子的正传，亲自随从夫子学过度的。说孟氏传《书》，很有道理，因为《书》的思想，到孟子以后更成正统派儒家的专用品了，诸家宗旨许多已经失传了，我们念《显学篇》《儒行》，《荀子·儒教》《非十二子》诸篇，大概还可以窥探一点。
无论什么道理，若经多人公订，或实现于行为之后，必要发生“劳相”，不是趋于极端，便是因循故事。荀卿讥子张派，只会装圣人的威仪，子夏氏务于沉嘿，子游氏只图哺啜，说：“弟佗其冠，神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漆雕氏一派很有儒侠之风。他所传的，是《儒行》所谓“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一流的人。故韩非给他们的评语说，“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怨于诸侯”，以后这派流为任侠，荀卿的辅弼信陵，也带着几分侠气。（参看太炎《检论儒侠》）又孔子的正传，孝弟思想的毒焰，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熄灭。这因当时，曾子一流的人物把“孝”字看得太重了，结果使人只存着“身为父母之遗体”的观念。走到极端，反动便来了。这反动形成了《大学》《中庸》的教义，《大学》《中庸》是明“修己”，“治人”的方法的。为什么要修身？为的是事亲，知人，知天。以身为一切行为思想的基础，早已把正教的“孝”改换过来了。孝是“家人的”，身是“个人的”，这注重个人的教义，开了孟子荀子以后的派别。
《大学》《中庸》的思想，简明而有系统，我们可以不费工夫来讲他们，只要列个表出来，就够了。
《大学》《中庸》的主养在使人止于至善，而其方法只用一个“诚”字。“诚”是个人天性尽量的表现，这成为后来儒家重“心术”的源泉。孟荀二家就是从这潮流中泛出来的。孟子荀子生于战国之世，天下儒术，几于废绌，他们两个幸而生于齐鲁附近的国，故能沾一点“圣泽”。孟子之学是出于子思的。荀子的师承不明，但他的书中常以仲尼与子弓（有人说是仲弓）并称，也许是出于冉雍之门。孟子的思想，还是《尚书》的，所以对于修己治人之道主用仁义，而称先王。冉子曾学礼于孔子，假使荀子之学是从他出来的，那么，他的礼论就有出处了。因为他是主礼的，礼于三代犹有所损益，故先王之典型不尽是可法，当法后王。（后王不是未来的王的解法，只是指近代的王。荀子的意思大概是指文武。）
自孟荀以后，我们又要顾一顾战国末年和秦代的一般思想和社会，知道儒教在那时期的境地如何。对于这个我们应当从几方面看。
一，在西纪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中国正是要从分割归一统的时候，人民因厌乱而起出世思想，神仙的迷信大为盛行，尤其以山东诸国为最，神仙之说，本出于江汉的巫祝或灵保，以后渐向北方蔓延的。照当时光景，登莱半岛是最适于神仙观念发展的地方。因为那时齐国是收海利的，许多人入海，入海的人难免不会到了一个他们所不曾到过的境界。加之，海边的蜃楼，悬在天上，要使不明白物理的人不猜到那是神山，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一派人造出求仙之说，说仙人有灵药，人服了可以长生不老。有些自说到过神山，见过仙人，仙人授给制药之方，回来就大讲其炼丹的道理。这一等人，即所谓“方士”者。
二，从《易经》产出来的阴阳思想，充满了当时人的脑筋。《易》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虽是一部极古的字书，其中寄托许多神话，和哲学思想，然而许久就给人当做卜筮之书了。《周易》是成周王朝所用的卜筮书，当时的侯国也少有知道这书的的细的。当惠王五年（西纪元前六七二，鲁庄公二十二年）周史始以《周易》见陈侯；灵王二十四年（西纪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流行于齐，景王五年（昭二年）韩宣子始在鲁国见着《易·象》。可见《周易》这书流通得很晚。而在列国中，得着孔子所解释过的，恐怕很少。《易》仍然以卜筮书的资格流行，是意中的事。《周易》此后渐渐流入民间，因时代关系，一变而为阴阳五行之说，所谓阴阳家，即起于此。
三，儒教虽然不语神怪，而其教义的实行，却立在古代遗下来的祖灵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基石上头。他们对于丧礼，祭礼，都变本加厉地奉行。加以当时淹中，稷下，儒墨的接触频繁，于是在思想行为上，二家互为影响。天，地，鬼，神，报应等等观念都为工家所乐谈，不过儒家少说天帝，多说天命而已。儒家对于天的观念，多是从《诗》《书》来的。孔子因《召诰》“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的话，说“天生德于予”。他以为天既生得他那么明哲，吉凶自有天命在，不能为人事所转移的。又“居易以俟命”（《中庸》），“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尽心》）等等，都是从《诗》《书》的“天秩有礼”，“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一派的遗训生出来的。
四，谶纬说的成立，影响了秦汉的儒教不少，谶的意思，是“执后事以验前文”，与老子所谓“前识”，《中庸》所谓“前知”相似。战国末年，大有复现，少昊时代“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渎斋盟”的光景。所以太史公述荀子著书的意思说“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物，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史记·荀卿列传》）是当时上下笃信禨祥，侈言豫察，于是大多数的儒生多用这样的话语来做经籍的“索隐”。以后今文家用谶说经的时候尤其多。
经学分古文今文始于秦，但起先不过是传写文字的不同，后来今文经生以图谶之说淆乱经义，致二家分途而行。图谶本不是儒家所有的，看《中庸》“索隐行怪，吾不为之”，和夫子言“天道不可得闻”的话可以知道，秦人信神仙，采纳方士之说。故秦的诸生皆通其学术。《史记·始皇本纪》所载博士为仙真人诗；博士言“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是知当时所谓诸生，博士，于经学外实兼明推步占候之术。图谶之起，根于纬书。隋、唐《经籍志》说“孔子既序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纬书托于孔子的缘故，是因“孔子道”在战国末年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教门。六艺虽是孔门的经典，然而为诸儒所共有，单说经文，不足以号召异学，加之孔子自己说过“圣则吾不能”“述而不作”，他又不是帝王，习孔子道者以为这空前的教主既不是王，又不是圣，怎能擅革典章，来实行他作君作师的职务，故不得不加之以“素王”之号，强派他有写纬书的事实。这意思，我们可以从郑玄的话探出来。《礼记》孔疏引郑玄释“三时田”说，“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其实孔子何尝不敢改作旧贯，只因当时，一方面看他过于神圣，一方面又要用“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的律令来科他，所以有这个结果。纬书既经流行，又加上方士的迷信，于是图谶大有决河东下之势，浸润了一般明王贤师的头脑了。
秦朝的期间很短，可是做了一件惊动天地的事，始皇三十四年（西前二一三年）因厉行“同文”和“挟书”之令大烧书籍，又明年，大坑儒生，以致经学博士们死的死，逃的逃，经籍也随着失散了许多。秦楚之际，项羽焚秦宫室，萧何入关只顾收检秦丞相御史所掌的律令图籍，于是六艺存在官府的也没了。所留只有少数私自埋藏着的，和几位老博士的记忆。儒教受这样大的迫害，自然是很恨秦廷。故陈涉一起兵（秦二世元年，西前二○九）鲁国诸儒抱着孔氏的礼器去归附他。甚至孔子的八世孙孔甲也愿意去当他的博士。
原来孔子死后（敬王四一年，西前四七九年）弟子们不但为他服心丧二年，且当他的坟墓为圣地，弟子们和鲁国的人甚至于搬家到他墓边去住。因就孔子旧宅立庙，以岁时奉祀。诸儒亦在那里讲礼，如乡饮，大射之类，都照时节举行。这个宗教团体平平安安地继续了二百多年。孔子的嫡派子孙简直和传经的祭司没有什么区别。自挟书，和偶语《诗》《书》弃市的律令行了以后，这儒教的“正教会”也就几于离散了。
汉高帝十二年（西纪前一九五），自淮南过鲁，始以太牢祀孔子，是帝王对于孔子第一次的祭祀。但高帝起先也是厌恶儒术的。《史记·郦生传》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又骂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能事《诗》《书》？”（《史记·陆贾传》）叔孙通以儒服见他，他很厌恶，乃变服短服。这都是高帝不知“皇帝之贵”以前，对于儒术的态度。惠帝四年（西纪前一九一年，自令行至是凡二十三年），始除挟书律，然而朝廷并未显然以“孔子道”为重，文帝和窦皇后都不是儒者，他们夫妇二人雅好黄老之学。文帝临崩，遗诏短丧，显与孔门教义抵牾。而《汉书·外戚列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又以议明堂事下赵涫，王臧吏；问辕固老子，对不称意，命他入圈刺豕，足见窦后对于儒术窘迫得很厉害。
自文景以后，儒教渐见尊崇，但武帝既好儒术，又好神仙，于是谀儒多以“曲学阿世”。董仲舒以大经师犹身为巫师，作土龙以求雨，侈陈灾异；其他更可想而知了。儒生以曲学阿世的结果，一方面虽使经义淆乱，而他方面使儒教增几分势力。文景以前百家都是平等的，到武帝时，才推崇儒术，罢黜百家，使不得在学官之列。由是只有六艺的博士，其余的，都归失败了。
在这个“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关键中，和儒家抗衡得最厉害的是黄老和法家。汉家以阴谋得天下，开国元勋多是这一流人物，忽然要使这般仗着一张嘴谈仁说义的儒生来做士林的纲领，势必惹起许多反动。宣帝好以刑名绳天下，太子劝他进用儒生。他很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可委任？”他甚至说“柔仁好儒”的太子会乱汉家天下，看来，宣帝时代还不是很崇儒术的。但他也不是绝对排斥儒教的。如信梁丘贺的筮法，至以他为大中大夫。甘露三年（西前五一）又召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都可以看出他对六艺也不忽视。元帝成帝都是好儒术的。元帝遵儒教的事实很多，如永光三年（西纪前四一年）因贡禹的奏章，而罢在郡国的祖宗，以应古礼。复以韦元成议，毁太上皇，孝惠，诸寝庙园，是他服膺儒道的表现。他又诏褒成侯霸，以所食祀孔子。这是世爵奉祠之始，成帝河平三年（西前二六年），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刘向刘歆父子操校理的责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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