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尊儒的政策大告成功。不幸儒教正在公布成立的时候，王莽早又怀着“周公辅成王”的心事。因为这个，不得不更崇孔子，所以在平帝元始元年（西纪元）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孔子有谥号，实从此始。
孔子道给王莽借用了不少：他假符命四十二章以愚民，故能偷了十几年的天下。西汉的儒者，不过推步灾异，缘饰阴阳，犹不敢以偏说淆乱先王旧典。自王莽引经作谶，以《易·巽卦》“伏戎于莽”为己之应，而图谶之说大行了。光武之兴本不必假借纬候，但以王氏既假符命灭汉，故亦欲假符命以明汉氏之当再立，互为提倡，便形成东汉道士派的儒学了，东汉经师每信图谶，如郑康成以经学大师，且为纬作注，其六艺论至云“六艺，皆图所生”是很可怪的。这派道士的儒学实为儒教正式成立后的神学。明帝永平二年（西纪元五九年）始命辟雍及郡县学校，行乡饮酒礼，皆祀周公，孔子，牲用犬。国学郡县祀孔子自此始。十五年帝东巡，过鲁，始以七十二弟子从祀。此后，所有的衣冠制度，都就了孔子道的范式，再没有何等迫害了。
讲了半天，儒的道理的精华处到的是那一点呢？我可以说是在君师的理想上头。我们所学所问，不是专为学问而学问，是要致用的。致用是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头。学的是古典谟，而功业在当世，所以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正南面”。这儒的君师理想，弥漫了我民族几千年的头脑里头。我们常以为单是学问不能算为学问，必得把他现于实用才算，历来在政府有势力的，所谓负有经时济世的才干的都是大儒者。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乃至胡適们，都是不以他们的学问为满足，都怀着不同的治人理想的。太炎自己承认他是政治家，若说他的政见不能比他的学问强，他就不高兴了。儒教里头，积聚了许多可贵的道理，可惜现在只有少数人从事寻绎，而多数人正在做西方文化的转运手，把他鄙弃了。
儒教在今日若能成为一种宗教，那他就是一个具社会灵魂的宗教，他所求的只在社会的安宁，和“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这样的名誉恭敬。他的运动方向只以社会安宁为至善的鹄。至于人和宇宙间更深远玄渺的连络，个人对于“我”的去处，是儒者所不乐道的。伦教运动，计起来似乎要比神教运动更合理性，但人生本是很滑稽的，我们常不能满足于这样不玄的动作。科学家说花是某某等原质凑成的，要怎样培养他才能使他好看，但这只是讲堂内和园丁的事，一般人都是赏花的。一般人对于花，各个心中只有各别的奇妙理解和欣赏赞叹罢了。我不是要儒教做出些神怪，或印行些感应篇，只是要他在人群上找一个更高的连络，因为社会在宇宙间本算不得什么，本不是生活的根源。要万事治理，需从根源起，治末梢是不中用的。儒教能用宋儒的精神，用新宗教的方法去整理他的旧教义，他便能成为一个很高尚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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