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臭味儿。”唉，我这无家可归的狗可没有心情跟她老人家友好地道别。刚才我急得都快要给这位“奥涅金”的親媽跪下了。
嗯，那天天气非常冷，我估摸大约快有零度了。我背着包儿出了那幢可恶的大楼，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在纸条上写着让张红卫和吕齐下午四点钟在楼门口等我，可现在才早晨十点钟，我整整有六个小时没事儿干。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了有家的可贵。唉，“家”是多么温馨的地方啊，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只要天儿冷的时候能够让我他媽在里边躲一躲，避避风寒。
我发了会儿呆，忽然记起这附近有一家电影院，心里一阵高兴，便振作精神朝电影院的方向走去。一路走着，我的身上暖和了些，心情也渐渐好转起来，我甚至想起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类的一些老掉牙的迂话。我叹了口气，对尚处于虚空状态的徐氏子孙们语重心长地说：“老子当年闯蕩莫斯科的时候，那可真是风萧萧兮冰雪寒，壮士一去兮寤寐思返。”后来我又想起了何小君，想象着她在北大的时候是副什么样子，我真后悔我没有告诉她我在校园里见过她，这并不是谎话，这完全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和我们班一个被女生叫做“忠大哥”的家伙因为无聊天天在校园里瞎溜达，见着女孩儿我就跟人家打招呼“你好！”，“忠大哥”便非常适时地加上一句：“姑娘，他爱上你啦。”有时我们对坐在男朋友后车架上的女孩儿也这么说。几乎所有的女孩儿都抱以粲然一笑，只有比较丑的女孩儿才会冲我们说“讨厌。”我不是说丑女孩儿不好，我是说她们比较敏感。何小君同学肯定是粲然一笑的那种。何小君即使在好女如云的北大也算得上出色。长相还在其次，她那天然清纯的样子并不多见，尽管许多女孩儿试图把自己伪装成清纯的样子，可你一眼就能识别出真假。
我看了看电影院的海报和排片表，发现有一场电影刚刚开演，便赶紧买了张票走了进去。电影院里黑得要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服务员也他媽不说给外宾先生引引路。里面几乎是座无虚席，莫斯科的闲人跟我洋洋中华大地上的混混儿差不多，也是没事儿爱往电影院里钻。我捡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说来令人丧气，我本指望能看上一场纯粹的俄罗斯电影，跟俄罗斯人民同乐一回，结果放的却是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片名叫《灵与肉》，我在北大看过。影片讲的是一个瘦小的黑人拳击手如何在拳坛上称王称霸的神话。那场电影我是跟林红一起看的，北大学生都快集体疯掉了，动辄狂呼乱叫。主角挨打的时候，林红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她的小手指都掐进我的肉里去了；而当高大粗壮的挑战者被打的鼻青脸肿满脸是血时，她又拍手跺脚地乐起来。我当时都快要气死了，这些姑娘就是这副德行，她们其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她们爱起来要多矫情有多矫情，可要是恨起来那可是真恨。在整个观看过程中，我只开心过一回，那是当一位胖大的美国婦女在拳击间歇用自己的大褲衩给主角擦汗的时候，她老人家整场只有那么一句台词（举着大褲衩子）：“擦擦汗吧宝贝儿，这是我刚刚脱下来的。”嘿，这就是他媽好莱坞电影的噱头，怪不得当时有个可敬的学生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喊：“笑这么笑，很形而下嘛！”
俄罗斯人搞的是同声翻译，音响效果很差，但这并不妨碍观众的轻狂。凡遇打斗场面，年轻的观众“嗷嗷”乱叫，间有尖利的口哨声响起。好莱坞电影的确能煽情，我得承认这一点。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家伙始终张着嘴“呵呵”傻笑，不笑的时候嘴也张得老大，好像下颌骨失去了控制。他倒是挺投入。看样子他都快八十岁了，可他仍然喜欢看人打斗，喜欢看血淋林的场面。他身上那股子騒臭味儿时时飘来，害得我只好绷住气儿。后来我换了个地方挨着几个姑娘坐，可还是摆脱不了那股子直冲百会穴的騒臭味儿，俄罗斯女人的气味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羊圈。
突然，我听见附近有人人小声叫“瓦洛杰”的名字，这使我一下子想起了一件事。我爸爸曾经给过我一位莫斯科汉学家的地址，那家伙也叫“瓦洛杰”。我苦笑了一下。我先前夸过口说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去找什么“瓦洛杰”，也许现在就已经是万不得已了。我趁着银幕的亮光看了看表，十一点一刻。银幕上那个黑人杂种正在同他的女朋友以及所有的家人赌气，他那个指天画地的样子非常可笑。我说了声“去你大爷的吧。”起身走出来怪味儿冲天的电影院。
我在电影院门口的一个铁皮商亭买了盒“骆驼”牌香烟，然后从兜里翻出记事本，从上面找到了瓦洛杰家的地址。徐教授在电话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给我听的，现在我大概其能拼出那个地名了。我招手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壮老头儿，看完地址就招呼我上车，看样子他对那地方还挺熟。老头儿ǒ刁着烟卷儿的模样非常有风度。他抽的那种香烟的后部不是通常的过滤嘴儿，而是一小截空纸管。我抽过这种烟，抽的时候要把空纸管从中间掐一下，其作用也是为了过滤有毒物质。不过那种烟抽起来冲得要命。
老头儿歪ǒ刁着烟卷儿问我：“可以达以（中国）？”
我说：“达，可以达以。”
老头儿腾出一只手竖起大拇指冲我晃：“可以达以哈拉绍。毛泽东周恩来。”
我笑：“俄罗斯哈拉绍列宁斯大林。”毫无疑问，老头儿是中苏友好时代的见证人。
老头儿摇了摇白发稀疏的脑袋：“列宁哈拉绍，斯大林不喽哈（不好）。”你真想象不出斯大林先生在俄罗斯是多么遭人痛恨。他老人家杀人如麻。
老头儿又说了个中国人的名字，我没有听出他说的是谁。我倒是挺愿意跟他聊聊天，可我只能像这样说一些人人皆知的人名。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哈拉绍，勃列日涅夫欧親哈拉绍。”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老头儿大摇其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欧親不喽哈。”
我在指定地点下了车，付了车费，又抽出一支骆驼烟递给老司机，老司机冲我挥了挥手，说了句“得马拉结实（你是好样的）”，启车一溜烟开跑了，让我险些吃着一串汽车屁。莫斯科人开车都像疯子，老头儿也不例外。就连我这种喜欢速度的人都不免有些害怕。
瓦洛杰住的这一带是个很漂亮的居民区，楼与楼之间的地域很宽阔，楼群的右侧有一片金色的大水塘。我沿着水塘边积满了落叶的人行横道走过去，找到了瓦洛杰同志栖身的那栋楼。
瓦洛杰家那栋楼的老式电梯我只在电影里看见过，那电梯像个关野生动物的铁笼子，门本身就是开关，门一碰上电梯就启动。我在十五层楼停下，又拉开一道屏门，才看到了我要找的门牌号。我把包儿换了换肩背着，伸手摁了下门铃，随后听到屋里传出几声骇人的狗叫。过了不大一会儿，门上的“猫眼”闪了一下，我知道里边有人在审视我，便把自己的中国脸跟“猫眼”对对正。
“科多（谁呀）？”听声音是一个小女孩儿。
“瓦洛杰，”我说，“我找瓦洛杰先生。”
门开了，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儿露出半个头来，好奇地仰脸盯着我看。她约莫有十岁。
“会说英语吗？”我俯下身问她。
“yes，”小女孩儿说，小脸儿兴奋得通红，嘿，我想我这个小鼻子黄皮肤的东方人肯定在瞬间大大丰富了小女孩儿的人生经验。
“yes，yes，”小女孩儿扑闪着一对大眼睛说，忽然转头喊：“玛莎，玛莎！”
随着一声病态的应答，叫玛莎的女孩儿也走出来，从门口露出小脑袋，狗又“汪汪”了一阵。玛莎是个瘦高的女孩儿，大约有十三四岁，头发是亚麻色的，脸非常苍白，两只大得出奇的眼睛探询地看着我。
“你好，”我只好用英语再一次重复，“我从中国来，我找瓦洛杰先生。”
“中国？北京？”玛莎也用英语说，她的发音挺纯正，“我爸爸工作去了，您请进吧。”玛莎说着拉开了门。我客气了一下，正要走进去，突然那只先闻其声的狗“呼”地一声扑了出来，差点掀我一跟头，我简直被只能突如其来的事变给吓傻了，向后连连倒退了几步。玛莎急忙严厉地叫住了狗。那只狗名叫“彼得”，足有一头驴大。我不蒙你，想起“彼得”老狗，我至今仍心有余悸。
“我不进去了，”我勉强笑了一下，“彼得先生不欢迎我，”我说，“瓦洛杰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五点钟。”玛莎满怀歉意地对我说。
“那我改时再来拜访，”我说，“你能告诉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吗？”
“ok，”玛莎说，拍了拍一直盯着我看的小姑娘的头，“卡佳。”卡佳会意，缩头回屋去了。
“我叫徐庄，”我对玛莎说，“我的爸爸和瓦洛杰先生是朋友。”
玛莎点点头。
卡佳出来了，手里举着张粉红色的小纸片。我接过纸片，揣进兜里，对两个小姑娘说：“司巴西巴，达斯维达尼亚。”
“达斯维达尼亚。”玛莎和卡佳的脸上露出了可爱的笑容。不知为什么她们俩使我想起了《草原英雄小姐妹》。我看过那部老电影。我大概是在三岁时候看的，也许时间更早，我记不大清了。
我和两个小姑娘道了别，顺着那架古怪的老式电梯下了楼。嘿，今天晚上我不愁没地儿住了。一霎时我的心里平静极了，我甚至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幸福感，我的嘴里还哼起了一首歌儿，我只能记起两句词的旋律：“——功课不太好，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就反反复复地哼唱这两句。这首歌我是从我们高中班一个最漂亮的女生那儿学来的，她他媽天天唱：“永远永远在一起大家都是姊妹兄弟不要不要拒我于千里——功课不太好，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女孩儿经常跟社会上的一些男青年鬼混，后来因旷课违纪被学校开除了。全班同学（尤其是男生），那会儿都挺为她惋惜，因为她除了漂亮，还有那么一种仗义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这非常非常迷人。
我走出楼口，在大水塘边上的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水塘还没有结冰，对面有几个俄罗斯小孩儿在打水漂儿玩，他们的技术欠佳，最多的一次才打了六个。水塘的边缘部分漂浮着厚厚的一层枫树叶子，整个儿塘面呈一种很漂亮的金黄色，像油画颜料那样纯粹而又不乏水的质感。我忽然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置身于一副画中，就连那几个跳跃着的无忧无虑的孩子也成了这副画的静态元素。一种茫然而又虚幻的感觉在瞬间抓住了我，我仿佛用无数只手触摸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法国佬柏格森说宇宙是一个创化的过程或者说是意识的绵延而不可分割的过程，宇宙中存在着的向上的生命之流也即内在意识的绵延才是唯一的实在，而所谓物质不过是内在绵延停滞、创化过程中断或削弱的产物。那么，照此说来，人不过是内在意识的表象而已，人所感知到的东西也不过是宇宙精神的一鳞一爪。我们终此一生又能抓住些什么呢？什么东西又值得我们去不懈地追求呢？来莫斯科之前，我渴望着进入生活的内核，渴望着从生活本身的大rǔ房里榨取一杯浓汁喝，而现在我却成了一个道地的钱奴，我的内在[jī]情被金钱的铜臭给彻底熏跑了，——这难道就是我渴望过的生活吗？我难道就是老柏格森说的什么内在意识支配下的一个虚弱而又虚幻的影子吗？我这样想着，忍不住又沮丧起来，一股冷气从头顶直贯脚跟。我把手里吸剩的烟头儿掐灭，站起身来。我不再考虑什么“内在意识”，只是有那么一会儿万分痛恨搅得我老人家心神不宁的各种各样的虚荣的慾望。我能够抵挡住北大文凭的誘惑，却不能抵挡慾望所带来的痛苦折磨，也许退学那件事我也不过是受了某种慾望的变相驱使罢了。
我在一家餐馆吃了一顿比较丰盛的午餐，消磨了很长时间，四点钟的时候，打“的”回到了前房东老太太家门口。纸条还好好地塞在门缝儿里。张红卫、吕齐没有回来过。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我走到附近一个公共电话亭，用兜里仅有的两枚十五戈比硬币给老谢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又给“黄河”旅馆刘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混蛋说了声“不在”就把电话挂了，害得我白白损失了一枚硬币。
我在楼门口抽了两只香烟，等到五点多钟，然后用最后一枚硬币给瓦洛杰家打了个电话。电话是卡佳接的，小家伙一听是我的声音，连忙喊：“爸爸，爸爸！可以达以！可以达以！”很快我听到一个男人鼻涕拉哈地用中国话说：“喂——。”我差点儿笑出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