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接下来的两天，我都一直坐在车尔尼雪夫斯基20号乌拉尔旅馆的大厅里，按照何小君的指点寻找“事儿”做。一想到全世界与我同龄的大学生包括何小君都在用功读书或者嬉闹，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悲凉。我是一个逸出了生活的正常轨道的人。也许何小君不觉得，但我知道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我呆坐在大厅的沙发里，看着聚聚散散的苦难兄弟门，痛感生活的沉重与乏味。每天的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总会有一些中国倒儿爷聚在乌拉尔旅馆，互相交流多数不那么美好的消息，探听新的出路或者干脆只是找人发一通牢騒。原先这家星级旅馆凭护照登记就可以住宿，现在则只接待持公务护照的人，因私出国的中国倒儿爷均被拒之门外。我碰见了几个跟我同车来的弟兄，在那之后，他们又往返了一次，也没挣着什么钱。大家在一起同病相怜，均感到俄罗斯市场已然结束，前景茫然。几个油头粉面颇为闲在的公派人员问我们的贸易状况，我们爱搭不理地应承，后来问烦了，一个哥们儿冲口骂道：“你们丫拿着国家外汇来旅游，国库都让你们这帮孙子倒腾光了，还人模狗样地问这问那！你们不是来考察的吗，自己睁开眼睛看嘛！问他媽什么问！”唬得几个公务人员面面相觑，缩头耷眼，闷坐了一会儿起身讪讪地走了。那哥们儿兀自愤愤不平：“还觉得自个儿高人一等似的，这是国外，不是在国内！傻逼！纯粹一帮寄生虫！”
“国际倒儿爷”队伍如今基本上已经涣散，一部分人回了国，不再出来；一部分向西游移到波兰、捷克，伺机向西欧进军，继续冒险生涯。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游离于“队伍”之外，掉队的孤雁一般，心里颇为落落，同时我也开始怀疑起我目前所做的事情来：我他媽这样守株待兔似的等人办多次往返签证、办所谓的劳务邀请岂不是可笑之至？在目前这种混乱而又萧条的形式下，哪个傻瓜又甘愿背井离乡到莫斯科来受洋罪呢？
想到这些，我不再主动找人攀谈，只是漫无目的的打量大厅里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国青年男子走进大厅，四下逡巡了一番走到我对面的沙发边，坐下。
两个身穿俗艳雞毛服的中国青年男女站在大厅的右端同旅馆警卫指手画脚地交谈着。突然男的回头高声骂道：“孙子们也忒黑了点儿，七百五一美圆，昨天还七百二呢！不兑了不兑了！我烂了这堆王八蛋卢布也他媽不兑了！”女的也尖声叫：“不兑了，玩儿！把俄罗斯玩儿个遍！就当这卢布是他媽手纸！”
旅馆警卫和倒汇的人狼狈为姦串通好了挣钱，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我心不在焉地翻看着一本俄汉对照的日常会话读本。我忽然感觉到那个刚刚进来的矮小的中国青年向我这边靠拢过来。
“哥们，抽烟哦？”他说。从他的口音我判断出他应该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省份。
“谢谢，”我说，我看了一眼他的烟，是一种名叫“hb”的包装很古怪的香烟，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牌子的香烟。我说：“我不抽这个牌子的。”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骆驼”，抽出一支，给自己点着。矮个青年也点着了自己的烟。我发觉他在用眼睛的余光不时地瞄我。
“哥们，你在莫斯科做什么？”矮个青年怯怯地讨好地问我。可从他的冷静的目光看，他决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读书。”我说，并不看他，作出一副不鼓励他同我交流的傲慢姿态。
“哦，留学生。”矮个青年点了点头，他自己把自己放松了。他那个样子非常有趣，好像是在肯定自己的最初判断，又像是在缓和自己没有受到对方重视的尴尬处境。我合上书，抬腕看了看表，皱眉道：“还不来，我最讨厌人迟到了。”作势慾走。我为我的拙劣表演感到好笑，可我知道这一招儿很灵，它能缩短你和谈判对手进入主要问题前的准备阶段，这是我从某本书里看到的。
果然，矮个青年随我挪了挪屁股，压低声音说：“哥们，我向你打听件事。”
“什么事？”
“你能办劳务邀请么？”
我心头一阵狂喜，故意反问道：“什么？”
“劳务邀请。”矮个青年说，“就是邀请国内的人到俄罗斯来工作。”
“能——倒是能，不过，”我停顿了一下，“不过我可不愿做，你知道这种事情又费神又不挣钱，典型的费力不讨好。”
矮个青年立刻伸出手说：“价钱好谈么。我叫陈伯逵，认识一下啦。”其实我当时真担心他会说：“那就算了。”
“我叫徐庄，”我说，暗暗松了口气，“你好像刚到莫斯科来吧？”
陈伯逵嘿嘿笑了，样子很憨厚：“是呵是呵，我刚从意大利来这边，对鸟莫斯科一点也不懂得噢。”
我说：“意大利呆得好好的，到这儿来干嘛？”
陈伯逵说：“听说这里的钱好挣哦，消费又低。”
我尽量诚恳地说：“哪儿的钱都不那么好挣，天下乌鸦一般黑。”
陈伯逵说：“实话跟你说，我们到这里来是想开辟一条新路子，从国内倒人到莫斯科，再从这里带去西欧。”
我表示惊讶：“你这不成人贩子了吗？”
陈伯逵又嘿嘿笑了：“是呵是呵，就是人贩子哦，现在就数人贩子能挣大钱了。”
我被他说笑了：“好，”我说，“看你为人挺诚实，这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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