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不止一次从车窗里看见过莫斯科大学的远景，主楼的尖顶很高，远远望去，气象森严，暗红色的厚重的建筑物给人一种藏龙卧虎的感觉，甚至比克里姆林宫一带的建筑更有气派。在我看来，大学校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大学校园理应比政府衙门之类的鸟地方更高贵，更严肃。
我从莫斯科大学地铁站出来，沿着人行道慢慢往莫斯科大学门口溜达。时间还挺早，街上非常安静，车辆也很少，没有谁摁响该死的喇叭。来到这里，我无法避免自己想起北大。与莫斯科大学周围的幽静环境和堂皇气派相比，北大实在太嘈杂太不严肃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愚蠢的家伙后来居然作出了推倒北大南墙出租店面的决定，一些同样愚蠢而且哗众取宠的家伙甚至还在新闻媒介上大谈什么这是顺应经济潮流的可贵举措，差点儿把我老人家气死。以我老人家的主意，北大非但不应该推倒南墙，还应该把院墙加厚一万米。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北大人不赞成推倒南墙。这种无知的举动很不贞洁。的确很不贞洁。
我在距莫斯科大学门口十来米的地方站住，摸出一棵烟抽。门口三三两两的学生出出进进。他们的样子似乎更像大学生，我是说他们的样子很沉静也很朴实，也许仅仅是因为长相，我弄不明白这里面的原因。北大在校学生与他们相比更像一帮营养不良的孩子。我抬腕看了看表，九点四十分，何小君同志快出现了。这时，一个比我还高出半头的大个子学生走到我身边，冲我要烟抽，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给他，那家伙笑笑，又向旁边歪了歪他那高尔基式的大脑袋，我方才注意到离他不远处还有一个姑娘在冲我笑。我索性把半盒烟递给他，不料那家伙却摇手拒绝了，抽出两棵烟又把烟盒还给我，说了声“司巴西巴”，迈着大步走了。我回过头，看到了何小君。
“嗨。”何小君从门口小步跑过来，手揷在大衣兜里，披巾一飘一飘。
“普列喂依特（喂），”我说，迎着她走过去，“兹拉斯维阶多不列依乌特拉（你好早晨好）。”
何小君停住脚步，差点儿笑闪了腰：“你学的够快的，还是纯正的莫斯科口音呢。”她穿了一件米黄色的短大衣，黑色花边呢裙，披了条很漂亮的方格大披巾，乌黑的头发裹在披巾里，显得楚楚动人。
“我还有一句更拿手的，”我说，“要我说给你听吗？”
“您饶了我吧，”何小君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不见得，”我说，“您可不能把我们往俗了想。”
“嗯——”何小君说，斜着眼睛打量我，“我已经知道你在北大读的哪个系，要我说说你们系男生的最大特点吗？”
“您饶了我吧，”我也学这她的样儿说，“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何小君咯咯笑起来。她跟那天在跳蚤市场初见的时候不太一样，神情很快活，浑身也洋溢着一种健康的气息。说老实话，我更喜欢她现在这副样子。
“别让我们在这儿傻站着呀，何小君同志，”我说她，“说说看你今天给师哥安排了些什么外事活动？”
何小君侧着小脑瓜儿问我：“你想做什么？”
“要我说呀，”我笑道：“当然是首先去看一看你的生存环境了，回头到了国内对大叔大婶也好有个交代，——然后嘛，再跟你的傻冒同学们见见面，正告他们不要欺负你，免得伤着自己。”
“——讨——厌。”何小君夸张地说，伸手拉了下我的衣袖，“好吧，就到我宿舍去吧。给你提供一次访贫问苦的机会。”
我们从大门口走进去，一路并着排走。何小君身量不是太高，我低下眼睛就能够看到她的头顶。我们俩挨得非常近，我是说几乎胳膊碰着胳膊。何小君不停地指着校园里的建筑物给我作介绍，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莫斯科大学学生有多少人，教授又有多少人，并时时穿揷讲一些逸闻趣事，神情快活得像一只欢鹿，仿佛她领着的不是一个粗鄙的国际倒儿爷，而是一个刚刚注册入学的傻冒新生。奇怪的是我竟然也一下子恢复了当学生时的心境。我很想伸手揽住她，可又担心她会说我轻浮。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她的热情介绍，只是迷迷糊糊地沉浸在被她勾起的做学生时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同时又有些伤感和惆怅。后来她大概讲了个什么笑话，自己忍俊不禁大笑起来，我也随着笑了两声。何小君看出我在走神儿，跺跺脚说：“哼，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听何老师讲课。”
“对不起对不起我从来就不是个好学生，”我连连道歉，然后问何小君：“你怎么想起学俄语了？”
何小君拉着长声儿说：“我中学就学的俄语呀。”
“怎么会呢，”我说，“你们南方学校也开俄语课呀？”我从她的长相和口音断定她是南方女孩儿。
“自以为是了不是？”何小君看着我笑，“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
“不像，你一点也不像北方姑娘。”
“这倒不假，”何小君说，“我父母都是湖南人，毛主席的老乡，后来才到哈尔滨工作的。”
“那你怎么一点东北口音也没有啊，”我说，“你们那疙瘩的人口音贼重。”
何小君被我不伦不类的发音逗笑了：“你不是在批评我忘本吧？”
“我哪儿敢呀，”我说，“再说东北话也实在不好听。”
“可我觉得北京土话更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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