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莫斯科最适于搞隐秘的事情，隂谋或者爱情。在漫漫长夜里，我和张红卫重新修订了行动计划，为了稳住那个有钱的老家伙，张红卫明天上午“单刀赴会”，争取能打入“敌人内部”，同老家伙在他的住处喝上一杯忘年酒，而我则去火车站购买后天晚上回国的车票，我们决定在后天上午对老家伙采取断然行动。
张红卫拨通电话后，老家伙先道了一堆歉，说自己临时有点事耽搁没能赴约，张红卫则用极诚恳极恭敬的口吻说没有关系，建议明天上午十点钟老地方见不见不散。我在旁边听了控制不住地想笑，张红卫使劲拿大眼珠子瞪我，他的两只眼珠子红得像他媽的火炭。放下电话后张红卫还直埋怨我：“你丫以为是在干嘛？是儿戏吗！咱这是图财害命，操，没准儿今天老家伙去过了一看你这副神经八道的样子又给吓回去了。”我连连表示应该掌嘴。
“图财害命”，我马上就要图财害命了么？想到张红卫为我们的行动加冠的这个词，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第二天清早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忆昨天晚上做的一个可怕的梦。
我梦见了十年后的我。
我记得我是去参加了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那时我的那帮鸟同学们大都已经结婚生子，有的还发了财。正是其中一位自以为发了大财的男同学出面组织了这次聚会，他不是我们的班长，也不是周大汉，而是一个长得像泰国人似的黑胖子。那个夜晚，粗了腰围的男人和垂了rǔ房的女人们聚在京城某家大酒楼的包房里以过来人的姿态缅怀过去，调动感情交换常识与岁月故事，继而又开始互相攻讦，打情骂俏，一窝蜂似的围在摄像机前胡乱组合人物关系，说些最能勾起对青春的回忆并可充分表现自己个性的游戏性蠢话。光棍儿我像木瓜一样混迹在喧闹的人群中，从不主动和人交谈也不鼓励别人的沟通慾望。我好像很乐意让众人认为我是生活中唯一的倒霉蛋。而这一身份很快就被宽容地认可了。与我不同，唯一的女光棍儿林红（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在我们班出现）像超级明星一样光彩照人，不断凭空从腥红大口中爆发出一阵阵媚人的假笑，她像一个成功的沙龙女主人一样适时地掐断一个话题，又挑起另一个话题，害得喝多了酒的男人们淋漓颠倒，丑态百出，到后来妻子和母親们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谈起了孩子和家庭，悄悄竖起婦女儿童的大旗，以示同单身女人的区别。几乎没有人关注到我。我在酒宴上逢拳必输，因而喝了大量的酒，顺势倒在两把椅子上佯睡。烛光舞会开始的时候，几个过去曾跟我关系不错的女同学过来邀请我，我摇摇手拒绝了。其间我好像也听到了一些对我表示关心和同情的只言片语，他（她）们对我退学之后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四处用眼睛寻找周大汉，可总也找不到他。后来有人似乎有意说给我听：周大汉实在太可惜了，他现在混得特惨，据说仍在过着一种忍屎凑饱的日子——。听到这话，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在舞曲换拍的空档，林红手里夹着根香烟袅袅婷婷地走过来，坐在我的腿上。当乐曲再次响起的时候，林红吐了口烟，眼睛扫视着舞池里的可笑男女，一字一顿地说：听着，徐庄，我想找个男人。我从她手里接过烟，抽了一口顺嘴说：好啊找吧，三条腿的猪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林红粗暴地打断我，尽管声音很轻（她的吴方言又使我想起了女蒋介石）：我要找的不是别人。——我无所谓。我虚弱地说。林红扭头忧郁地朝我一笑，悄悄握住了我那只没有拿烟的手。过了一会儿，她几乎是伤感地说：现在，连你的手都是冷漠的。我没有说话。我听任她神经质地握着一只她自以为很熟悉的手，只有我知道我这双手沾满了永远也洗不掉的肮脏血污。当我的那些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相识的同学们伴着卡拉ok带集体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我一阵发呕，跑到盥洗室用手指抠住喉头，吐出了所有的酒食。在舒缓凄美的乐曲中，我拉着林红的手逃一般离开了欢乐的人群。酒楼外的停车场上有一辆美国产的“杀人犯”牌汽车属于我。我泪流满面地反复对林红说：一切都是从莫斯科开始的一切的都是从莫斯科开始的——
我就这样回忆着梦中悲惨的未来来到莫斯科火车站。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莫斯科火车站像我初到时一样肮脏嘈杂。视力所及，四处都是陈旧病态的大楼和简易势利的铁皮商亭。匆匆行走的旅客、静立售货的商贩以及踉跄跌撞的酒鬼们人人脚上粘着一双或新或旧的垂死的鞋。
国际列车售票厅里多数是中国人在购票。售票口基本不出票，去中国的车票大都掌握在票贩子们手里。我神经质地洒眼望了一圈儿，没有看到我的仇人。一个扁平脸留着一些稀疏胡须的蒙古人不停地在人堆儿里询问：“可以达以（中国）？可以达以？”他出价一百六十美金，我根本买不起。我真没有心情在这儿耐心侯票，正要上前跟这个蒙古佬侃价，旁边一个面皮儿白净圆胖的中国小伙子一把拉住了我，这时我才注意到蒙古人的身后走来了两个手提胶棒的俄罗斯警察，其中一个伸手揪住蒙古人的脖领子向后拖去，另一个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向圆脸小伙子道了谢。圆脸小伙子问我：“你打算买哪天的票？”我说明天。圆脸小伙子“噢”了一声表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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