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比较荒唐，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也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多半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要是说我有病我也不反对。我的确有病。我对自己采取了近乎苛刻的严厉措施，杜绝了一切外事活动。
系里派我们班主任找我谈过一次话，无非是劝我再慎重考虑一下退学的事，甚至放出口风说，鉴于我没有参加期末考试，系里可以对我作留级处理。我感谢系里的好意，但我坚辞拒绝了。
北大放暑假的前几天，我在中关村一带走访了几家私营企业，试图找一个合适的活儿干，人家一听我没有学历又没有过硬的技术专长，便客客气气地打发了我。有一个家伙甚至笑着对我说：“像您这样儿的只适合做老板。”我决心一切都等过了暑假再说。
之后我过了一段彻底封闭而又懒散的生活。这期间少数几个同我谈过话的先生是北大东校门外菜市场上的外地小贩儿，因为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二百多页的菜谱，试做了上面大约三分之一的菜肴。这段时间你要是在北大校园里偶然见到过一个长头发在脑后梳成小辫，满脸严肃，目不斜视，怀抱一摞书匆匆赶路显然有些营养过剩的呆傻男青年，那肯定是我。唉，我都不好意思再提读书的事儿了，因为，说老实话，我根本没有完完整整地读完过一本书。多数时间，我躺在床上看着看着书就睡过去了，任凭我借来的那些标有北大图书馆印记的烂纸们在我枕边无声地聒噪。即使这样我也懒得出门。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实在不愿见任何人，二是因为外面比屋里热得多（那可真是一个苦夏），室内好歹备有一台空调。傍晚天凉快下来的时候，我也偶尔在未名湖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抽两棵香烟，或者骑车到圆明园漫游一圈儿。
林红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我送给她的所有东西，并附有一封措辞冷淡的信。我曾几次想去找她，可我都咬咬牙忍住了。
更多的时间我躺在床上，把遥控器放在肚皮上不停地更换电视频道，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画面，一边咒骂节目的乏味和冗长。我常常劝慰自己说：老徐同志，这样提前过一过退休的生活也不错嘛。
可是，临近北大暑假开学，我再也躺不下去了，心里空虚到了极点，我想我要是再这样躺下去非成了残废不可。我甚至开始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复学。
唉，这些懒散无聊的破事儿本来没有什么可谈的，但我总觉得这两个多月的自我囚禁生活跟我后来的俄罗斯之行以及时常在头脑中出现的宿命念头多少有些关系。外面的世界如火如荼，而我却暂时压抑了自己的慾望。
我还是接着往下讲故事吧，免得你们大家伙儿心里不耐烦。听故事的家伙们都是一些坏脾气的傻瓜，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傻瓜。
嗯，八月底的一天，我一直睡到中午十一点钟，醒来后饿得直打晃（那时我他媽已经没有享受自己做的美味的兴趣了），简单洗漱了一下，便跑到西校门外的食摊儿上要了套两个雞蛋的煎饼果子，又喝了杯草莓酸奶。天气很好，不那么暴热，街上的行人也显得很闲适，穿裙子的姑娘们神情更是明媚，你可以从她们腰肢的摆动上看出她们巴不得一年四季都是这种晴好天气。我对着太阳晃了晃头，觉得脖子有点癢，心想该去理个发。我的头发实在太长了，根本不像个革命干部。我一时心血来潮，让理发师给弄了个平头。看着镜子里秃头秃脑的我，我简直乐坏了，我理平头的样子实在很傻，可你要是把这当成个性，我是说你要是肯用某种理论解释一下武装一下，这种改变了的样子也不难接受。
给我理发的广东佬还不停地说：“很精神啦，师傅理这种发型很精神啦。”
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很精神，专业人员在自己的行当里很少说实话。这是某个聪明人在书里说的。
我从理发馆出来，跳上了一辆332路公共汽车，准备到动物园去。我老人家有很多年没有到动物园看过猴了。车上非常拥挤，净是些外地来京旅游或出差的怪模怪样的家伙，我不是说他们土，而是装束古怪，你看得出来他们很可能都是一些有钱的家伙，衣服也很高档，可看上去就是显得有点怪模怪样。他们随身带的那些穿戴整齐、鼻尖上沁着汗粒的孩子们摇头晃脑地乱看一气，像一群无知的小动物，你真不明白十几年后他们怎么一下子变成大人的。他们占据了车上的的部分座位。332路公共汽车从颐和园开往动物园，车上的人员成分可想而知。另外一些是乘车下班回家的公职人员，脸上都带着厌倦的表情（有的扒着横杆假寐），我敢打赌，你稍微碰他（她）一下就能把他们惹火。售票员像条鱼似的在人群中穿梭售票，你别指望他（她）会尊重你，他们的脾气都像幼儿园里的阿姨，你只要进了她们的园子就得服服帖帖地由她们调教，无论你多老他们多年轻，更无视大家的祖先同是山顶洞人的重要事实。几个男女中学生一路唧唧喳喳地讲说个不停，手搭在横杆上，身体随车晃动，稍一失去平衡就大喊大叫着挤成一团，做异性间的合理冲撞。他们从来都是公共汽车上最快活的一群，没有人会干涉他们的聒噪，这仿佛上他们的青春特权。我透过车窗看便道上的行人。你要是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人在走路的时候多数摆右胳膊，男人是，女人也是，右胳膊右胳膊右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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