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儿。”问我和吕齐昨晚睡得怎么样，我们说还行。
大头说：“回头让‘斯大林’同志给你们找只雞卸卸火。”
见我和吕齐不解，张红卫笑道：“说的是这儿一‘雞头’，留着撇小黑胡，长得跟斯大林同志一模一样。”
刘斌婬笑道：“莫斯科雞真他媽浪，就爱让人嘬大奶。”
大头道：“那是你丫爱嘬。你也让她们嘬呀，别他媽净给祖国丢脸，八国联军的仇该报就得报。机不可失。”转头问我和吕齐，“我老婆给我捎信来了吧？”
我把信翻出来给他，说：“没想到你老婆跟你还挺磁的。”
大头摸索着信，乜着眼问我：“你们丫没少騒扰我老婆吧，——啊，趁哥哥我不在家？”
我笑道：“想倒是想了，主要是我们对鹌鹑不感兴趣。”
大伙儿乐成一团。
在家时我们把丑女孩儿按飞禽的形象分为五类，依次是猫头鹰、啄木鸟、黑乌鸦、麻雀，最后一位是尖头短腿窄脸肥臀的秃尾巴鹌鹑。
大头也笑：“操，这点儿小忙都不肯帮，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吕齐说：“你们俩好长时间没回去了吧？”
大头叹口气：“回去干嘛去呀。”吕齐还要问什么，我看见张红卫给吕齐使了个眼色。
强子往床上一倒说：“瞎逼瞎啦，我们俩输光啦，他大爷的，卡西诺（赌场）害死人。”
大头把老婆的信往床底下一塞说：“不他媽看了，明儿再说，反正也没什么好话。”问吕齐，“据说你数学不错，你说轮盘赌有没有概率上的猫腻？今儿晚上一起去玩玩儿？”
吕齐说：“原则上说常赌无赢家，人赌场就是吃这碗饭的。”
强子也在支着耳朵听，见吕齐这么说，骂道：“操，这话跟没说一样。”
张红卫问我：“老谢没起腻吧？”
我说：“他敢。”我掏出蒙古刀，“昨儿一夜我是枕戈待旦。”
张红卫道：“凭感觉老谢不是一恶人，咱还用得着他，赶明儿到机场提货正好让他给当个翻译。——你说当初咱怎么就没想着学学俄语？”
刘斌说：“刚才我和红卫把卢布兑成美子了，一比三百，没跟你俩商量，反正就这价儿。”
我说：“成。攥着绿钞咱心里踏实不是。”
〖JingDianBook.com〗说话间，门外突然进来一伙儿男女。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子，体态和凶蛮的模样真是我生平所仅见。矮胖子喘着粗气说：“给我点棵烟抽！”
强子连忙坐起身，递烟、点火。
矮胖子猛[chōu]了口烟道：“昨儿晚上我被黑头发老毛子涮了！两只冲锋枪顶着我和那谁！两万多美子全他媽漂了！”
大头说：“护照呢？”
矮胖子说：“护照人没要，又甩给我了，一看就是老手！我操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集体的媽！”
一个装扮极美艳的女人圆展着腥红大口说：“抢！媽了逼除了抢没辙了！咱一出来北京治安太平了，咱他媽反倒在这挨了涮！”
刘斌悄声跟我说：“认识那爷们儿吗？”
我摇摇头。
刘斌说：“黄庄一带的，绰号蛤蟆。横扫北京多少年了。”
矮胖子又嚷：“强子大头你们给我瞧着点儿，看谁带的货多，抢丫的！我他媽真不客气了，爱谁谁！”
强子说：“甭急大哥，天无绝人之路。中午在这儿吃，炖着牛肉呢，还有几瓶二锅头，咱边吃边谈。”
矮胖子粗壮的胳膊断然一挥：“不吃！——你们给我瞧着点儿，过几天不制造点儿新闻我就不是蛤蟆！”说着气冲冲地朝门外走去，众人纷纷给他让路。
强子、大头、刘斌等送矮胖子——“蛤蟆”一行出去，张红卫对我和吕齐说：“不知道又轮到谁倒霉了，蛤蟆从来说到做到，听说都抢好几回了。他在国内蹲过好多年监狱，你想想他怕谁呀。”
吕齐说：“抢中国人自己吗？”
张红卫说：“当然。哪敢惹人老毛子？这是人家地盘。蛤蟆说的黑头发就是指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据说他们在莫斯科有地下组织，专门洗劫中国人。咱们提完货得尽快离开‘黄河’，另找出路，我他媽在这儿住天天提心吊胆。”
我说：“强子、大头他们情况到底怎么样？”
“那俩傻逼！”张红卫自觉嗓门过大又赶紧压低声音，“那俩傻逼！”张红卫说，“他们早就知道莫斯科市场完了，也不通知咱们一声，害得咱们空运了那么多货——本来他们挣了不少钱，结果天天晚上去赌场，屡败屡战，现在基本上连本带利全捐出去了，他们的面前也只剩一条路了：抢。”
嗯，“黄河”旅馆简直就是一座匪窟。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现在回想起那个杀气腾腾的地方，我都有点不寒而栗。可能在你的心目中“黄河”旅馆是一个比较豪华的所在，其实不然。从外边望去，这不过是一座灰秃秃的简易旧楼。而里面的设施就更为简陋。走廊两侧是用木板隔开的一个个小房间，水泥地面粗糙不堪，屋里横七竖八地支着几张吱呀乱响的破木床。在第一层楼的右手有一个仅能容纳十来个人进餐的小餐厅。管楼的俄罗斯泼婦不给点贿赂就不让你在房间里起火做饭。强子大头私藏了一个电炉子，做饭时时刻警惕泼婦的突击检查。楼道里天天晃着一些语言放蕩行止粗野的中国倒儿爷，偶尔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俄罗斯地痞前来光顾。在“黄河”旅馆住的那两天，我甚至比在老谢处更神经紧张。人人都像一座一触即发的火葯库。我自己也是。我真是讨厌这种生活。我想我真是个叶公好龙的家伙，我原以为自己喜欢过恶人的生活，以为只要气候适合自己也能成为一代枭雄什么的，我真是不自量力。我老实告诉你，你要是想堕落成一个心狠手辣无恶不作的歹人，可得事先好好估量一下自己的天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自己那点可怜的理论枭雄的胆气就是在“黄河”旅馆给吓回去的。那是一种非常粗野、质地极糙、毫无诗意可言的生活。在“黄河”旅馆住过的好几个人后来都出了人命，这事儿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嗯，那天中午，就着著名的土豆炖牛肉，我们六人喝了一瓶北京二锅头（主要是舍不得多喝）三瓶伏特加。我喝不了混合酒，头有点晕，冲了个温水澡，昏昏沉沉地上床睡觉。他们几个想玩儿“敲三家”，逼着不让我睡，轮流进行騒扰。我差点被他们给折腾死。
强子说：“统共四张床，你睡了，我们怎么办？”
吕齐红着脸喷着酒气伏在我耳边劝导：“出国混事首先得克服睡眠坏习惯。”
大头、刘斌花揷着说：“好你睡吧你睡吧，等你睡着了我们骟了你丫的，想清楚到底是除了根呢还是留着解解闷儿？”
张红卫理着扑克牌灭我：“不就是牌技臭点儿吗，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架不住他们几个折腾，只好爬起来：“操，怕你们怎地，不给你们点儿颜色看看不知道徐大爷长了几只眼。”
他们齐笑：“连[pì]眼儿仨。”
话是这么一说，我知道我牌技最臭，于是提议两红a带一黑桃a一拨儿，免得总受固定的埋怨。
吕齐知道我的心思，笑道：“颇有点儿自知之明啊。”
几把下来，果然输多胜少。吕齐牌打得极精，这家伙几乎记得住出过的每一轮牌，每每是我的敌方，我出牌稍一犹豫，他就诈唬：“打出他的隐私！”
“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着力打这厮！”
我被挤兑得只好嘿笑，几手好牌都被打飞了。最惨的一次我一人起了四张a，下剩一堆小牌，心里暗暗叫苦。连续的挫折已使我失去了作伪的从容和镇定，只出了两轮牌就被他们察觉，几个人做了个沟通的表情，异口同声地背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然后手舞足蹈地乐。
“乐得跟一帮小括弧儿似的。”我自知不敌，只好摊牌认输，乖乖赔给每人若干卢布，起身讪笑道：“你们几个玩儿吧，咱不是一重量级的，我承认我臭还不行？”
刘斌被我连累了好几把，没好气地说：“跟你丫玩儿也没劲，罚你旁边见习，你一睡大伙儿都得被传染。”
我说：“我他媽出去遛弯儿总成吧？”
大头起身说：“我也不玩儿了，跟徐庄遛弯儿去，你们四个傻子掐吧。”
强子牌兴正浓，摇头晃脑地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的分界就是看他能不能和工农大众战斗到底。少了你们俩，纯洁一大帮。好，你们两个臭大粪被开除了。”抽了口烟，又补充了一句，“出去注意点儿安全啊。”
大头说：“我们俩晚上直奔阿拉巴特大街赌场，你们到时候可得一准儿去。”
强子他们起着牌应了声。
大头是我姐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那时他就是个憨头憨脑的胖子。初中毕业他入伍当了三年武警，复员后在出租汽车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司机，而后辞职在中关村一带开了个小餐馆。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到他那儿啸聚，因此混得很熟。无论从长相还是性格上看，大头都不像是个亡命之徒，可他后来在莫斯科干的那些事实在令人发指。现在我常常在梦中梦见大头，醒来后心情非常难受。我和大头去“遛弯儿”是我们俩此生最后一次单独交往。
那天，我们离开“黄河”，大头问：“你想去哪儿？”我想了想说：“去红场。”于是大头便领我下了地铁，因为坐地铁去红场非常方便。这是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坐地铁。莫斯科地铁建筑简直就像地下宫殿。通道里有书报摊点，鲜花零售点，以及卖艺为生的流浪艺术家。我一进地铁甬道就听到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我听得出是托塞里的《小夜曲》。我虽然音乐修养不高，但我也熟悉不少名曲。我父母都是音乐迷，唱盘里经常放世界名曲，我耳熟能详。
拉琴的是一位约摸十七、八岁的俄罗斯姑娘，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牛仔装，足蹬一双白色旅游鞋。一看便知那双旅游鞋是中国产的劣等货，因为鞋的前脸儿已经打了折，形成一道丑陋的黑线，这就是所谓的“星期鞋”。姑娘的脸非常出色，她侧着身拉琴，长长的睫毛低垂着，手指白皙修长，脸部的肤色柔美，健康，音乐仿佛是从她的身上自然流出的。你用亭亭玉立来描述也不足于形容她的纯洁美丽之万一。我一下子就被这姑娘的迷人气质给震慑住了。我敢肯定地说，她只要用眼睛撩上你一眼，你就会当场休克。姑娘的脚边放着一个小纸盒儿，里面放着一些小面额的卢布。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抽出一张钞票放进小纸盒儿里。
大头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他媽笑了。他的笑使我有些尴尬。
“你怎么不给那姑娘点儿钱？”大头说。
“你以为我不愿意还是怎么的？”我说。
“你他媽真没劲。”大头冲我撇了撇嘴，快步向前走去。
我在原地愣了老半天，才转回身，从兜里掏出些钱放进姑娘面前的小纸盒，然后逃一般地离开了。我知道姑娘看了我一下，好象还微微点了点头，但我感觉很羞愧，不为别的，只因为她脚上穿的那双有折痕的脏旅游鞋，我他媽总觉得那双鞋是我卖给姑娘的。
在车厢里，我和大头相距大约有两三米的距离，我们没有交谈一句话。车厢里很安静，好多俄罗斯人一上车就将书报摊在膝盖上阅读。整个地铁火车仿佛是一个流动图书馆。
大头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身材也比较富态，他不说话的样子显得非常稳重，深沉，可你一旦了解了他，就会觉得他这副样子非常具有喜剧色彩。小时候我姐常给我讲有关大头的笑话，大头是他们班当年成绩最差的学生，有一次在作文里他擅自把“腹内空空”拆作“月复内空空”，在英文课上把“table”念成“忒拨喽”。想象着儿时的大头在课堂上的憨态，我险些笑出声来。
嗯，红场给我的印象是似曾相识，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尖塔，莫斯科大剧院门前的雕塑马群，我都在许多图片中见过。我几乎觉得自己在这里不是生客，而且这些所谓名胜在我看来也不那么新奇。
大头带我到红场东侧的古姆商店逛了一圈。大头说：“这儿就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要什么你就敞开挑吧。”
我在服装店买了一身合体的西装和几件衬衣内褲，在试衣间披挂好，将旧衣服放在塑料袋里提着，焕然一新地走出来。
大头上下打量着我，笑道：“一副衣冠禽兽的样子。”
我说：“美国人到咱北京也就这感觉吧？”
走出人堆儿，大头说：“看看莫斯科这样子，平心而论，还得说咱北京好。你能想象人民币一夜之间贬几十个点吗？”
我说：“你还挺忧国忧民的啊。”我只是顺口这么一说，我对宏观局势从来没有什么概念。
大头眼一瞪：“操，当然啦！谁不念自己家好！”然后，叹口气，说：“说实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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