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起兵讨袁，那拥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他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但若靠广东一隅讨袁也不是长久之计。
广东省都督胡汉民本讨袁坚决，只是受到陈炯明等人的制约，才持消极态度。
胡汉民、陈炯明入主广州，曾共同致力于广东军政府的建设。胡汉民是孙中山得力的助手，他长期流亡海外或香港，在广东商绅中影响不大，他又是一介书生，手中无一兵一卒，很需要实力派人物作后盾。而陈炯明在广东声誉鹊起，又是握有重兵的“党中同志”，其地位足以支撑艰巨。因此，对于当时的胡汉民来说，陈炯明是不可缺少的帮手。就陈炯明来说，他虽有一定声望和实力，但毕竟加入革命党不久，资历甚浅，要在革命阵营中营造自己的地盘，就必须凭借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这面旗帜，所以陈炯明对胡汉民也只能是支持和迁就。且胡汉民曾解饷10万，以济陈军。胡、陈入主广东时，他们之间是“同”多“异”少，“同”著“异”伏。在新生的广东军政府中，胡汉民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廖仲恺、陈少白、蒋尊簋等人基本控制了财政、外交、军政各部；朱执信、胡毅生、姚雨平等人，则是枢密处的主宰者。因此，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府的大部分实权。
胡汉民、陈炯明携手在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法令，没收了满清官吏和反抗军政府之人的家产。广州和平光复时，旧军队并没有解除武装，龙济光军12营、李准军6营降卒性、必然性的保证，是一切经验科学形成的基矗，都原封不动地驻扎在广州城内；驻扎城内的各路民军，没有来得及进行整顿，广州城内军队林立，各不相属，以致司令遍地，政出多门。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起了一些镇慑作用，但革命秩序一时尚未建立。
胡、陈为稳定局势，定计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对于陈炯明的循军军官钟鼎基、王肇基等委以重任，使军政府有军事实力对付龙济光部和其他旧军队。对民军逐步进行整顿，委任威望素著的黑旗军首领、原台湾“民主大将军”刘永福为民团总长，同盟会员何克夫副之，总摄各路民军。又把民军领袖们组成“广东军团协会”，作为水陆51军的自律团体，直隶于军政府，以陈炯明为会长，周之贞为副会长，高剑父、刘师复、李栖云为干事员。
胡汉民竭力笼住李准和龙济光，使其不至危害新生革命政权。胡汉民刚上任，就照会李准、龙济光等，饬令他们照旧统辖所部，所有城内衙门局所，均请妥为防护，共保治安，并表示饷项由军政府发给。胡、陈对李准、龙济光部厚发军饷，每人的军饷是民军的7倍。胡、陈的目的主要是在于缓和旧军队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采用收买办法稳住“济军”，使他们不致轻举妄动。待正式陆军组编完毕，民军实力已压过济军时，便把济军调往远离广州的高廉雷琼地区去。但是，胡汉民等未能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整编和彻底改造，使龙济光得以保存旧部，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鹰犬。
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坚邀胡汉民立即随他去南京。胡汉民分别致函陈炯明、朱执信等，嘱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并饬令各军服从陈炯明。已筹备就绪的广东临时省议会致函陈炯明，推举陈正式接任都督析学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一种思潮。20世纪30年，陈辞不受，向省议会推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陈自己仅允暂任代理都督。但汪精卫对所举，以“功成身退”为词，辞不就任。陈辞汪不就，孙中山亲自出面，致电陈炯明，委任陈为广东都督；省议会也再次推陈为都督，但陈始终不接受。孙中山只好委任汪精卫督粤，在汪未到任前，由陈炯明代理，并申令：不可更辞，各界亦不可再举他人。
醉心于利禄的陈炯明推三阻四，辞不就都督职，有多种原因：其一，武昌起义不久，部分革命党以“功成身退”来自鸣清高，汪精卫几辞都督、刘师复高唱“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等。陈炯明受这些处世哲学和沽名钓誉的思想影响，且与这些人交往颇密，亦很重视个人声望；其二，广东时局混乱，棘手问题很多，而当时北伐声浪很高，陈炯明不愿坐守广东，而声言“素志北伐”。他请为北伐军总司令，以所部循军及他部改编，并把姚雨平已编定之北伐军合并为1军，乘机掌握军队，尔后地位、声誉将必更有凭借。但姚雨平不愿受陈节制，胡汉民与朱执信商量，北伐必须立即进行，而广东内部亦尚需陈炯明留粤整顿办理，所以，胡汉民等令姚雨平北伐，陈炯明虽未如愿，但他的循军却因编入北伐军序列而跻身于“政府军”行列（未出发北伐），后来裁撤民军时，这支军队也得以保留。广东北伐军由姚雨平率领，于广州誓师出发，后转战江北，为巩固南京临时政府作出了贡献；其三，孙中山由于同胡汉民、汪精卫共事时间长，了解比较多，因倚畀也比较重。广东是他的故乡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地，在择人任事的问题上也特别关注和慎重，所以，他主要寄望于胡汉民、汪精卫。只是因胡、汪或因北上需人，或因固辞不就，才再三拉陈炯明出来，而在陈辞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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