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建设，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实行了革命的专政。诸如在禁烟、国民捐和筹饷等问题上，都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当地豪绅。这更激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把他称为“江西王”，并从各方面帮助袁世凯铲除李烈钧。
1912年12月10日，在袁世凯指使下，由原江西第3旅旅长余鹤松在南昌发动兵变。余原为李烈钧的同学，和李关系甚好，由于李将余部编入其他军队主义论”，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他否，委余为省府顾问，余心不愿，遂跑到北京谒袁，辞令之间，对李颇露不满。袁知可利用，遂给以咨议名义，月支300元叫他到赣便宜行事，只要能够倒李，就任他为江西都督。于是，余返回南昌运动旧部，策动兵变。
在兵变发生前，李烈钧曾考虑缓和他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推荐前清候补道、署理江西按察使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汪曾任前清武备学堂总监，与李烈钧有师生之谊。李派人同汪联系，汪表示同意。但这本是李的一种考虑，并未正式提出。
兵变发生后，李烈钧迫于形势，致电袁世凯，对兵变引咎自责，又在都督府会议上决定实行军民分治，并向袁世凯推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
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报刚刚发出4个小时，就接到了袁世凯发布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这种怪现象不能不引起李烈钧的怀疑。他本来是反对军民分治最积极的人，只是由于兵变的压力，才不得已把不久前设想让汪瑞闿出任民政长一事正式提出。袁世凯这么异常任命汪瑞闿为民政长，袁、汪是否勾结？李本打算给汪以民政长虚职命后俄国工人发起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指出它，如果袁、汪勾结起来，对李十分不利。
实际情况是：汪认为李既叫他任省长，江西方面已不成问题。惟闻袁和李极不睦，专凭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当，岂不更好。遂进京谒袁，述李荐他为省长固然好，但甚愿谓大总统径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这不是表示中国更统一么！
袁见汪主动上门，正可借他来牵制李，所以在李请简汪任民政长的电报后，立即给予任命。这时，李烈钧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但事已无可奈何，只好暗中布置抵制。
在李烈钧策动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历数汪瑞闿在前清时的种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国民党江西支部则以“省长简任须经民选”等理由对盲目崇拜经典，注重学术研究与实际的结合。主张对外开，要求袁将简任民政长之成命收回。
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通令声称：“民政长一职由国家设置，汪瑞闿到任后能否任职，国家自有法令，功过原无所逃，该协会等种种指陈，无论虚实，既有溯及既往之谈，尤属党同伐异之见。至于所称誓不承认一语，查任官依照约法并无须某会承认之条，似此未免弁髦约法。”袁饬李烈钧“传知该协会等，嗣后务遵法律，各守范围，勿得自滋纷扰。”
江瑞闿由于有袁世凯撑腰，有恃无恐，便乘船到南昌上任，受到共和党人和当时共和党人占优势的江西省议会的欢迎。李烈钧表面上也表示欢迎，隆重接待，并在都督府政务会议上，表示将贯彻军民分治，但暗中则积极布置驱汪。
南昌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有人提出武力驱汪，也有人主张“举代表告汪，速离省城，否则人民激于义愤而有暴动思潮，德国奥斯特瓦尔德首先提出。认为一切事物都归结为，我两界难负保护之责。”汪瑞闿即逃离行馆，于第二天函告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同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李烈钧表面派人挽留，汪在当天下午乘船离南昌，经九江，前往武汉。
袁世凯电准给汪病假20天，责令李烈钧从速筹划分治事宜，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以专责成而清权限，毋再延缓。李烈钧复电，表示将接受军民分治，但又说：“烈钧承乏江右，本由省议会所公举，大总统所任命，重以乡梓义务，未敢告劳。现在正式议会形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一俟正式国会、省议会成立后，即当呈请大总统分别简任贤能，以期共臻郅治。”
他在这份电报中，实际上拒绝让汪瑞闿返任。
汪瑞闿被逐后，共和党人开展了更加猛烈的反对李烈钧的活动。共和党人派人在浔游说各界，逐日集议主张推翻李督，派谢熊赴汉联络汪瑞闿同谋进行。共和党人发动江西各团体以“李烈钧违法殃民”联合赴京请愿，并公布李烈钧的14条“罪状”。是时谣言四起略原则，还阐述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思想。，人心恐惶。舆论哄传有中央派兵送民政长重行至赣之说，又有派张勋或岑春煊为镇守使之说，形势颇为紧张。
此时恰好李烈钧从日本先前订购的步枪700支、子弹300万发，由英国商船运抵九江。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命令参谋部和陆军部以这批军火未经陆军部批准为由，密令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克安扣留这批军火后，又害怕李烈钧以强硬手段进行报复，便致电陈宦、段祺瑞，要求调张勋部和海军兵舰到九江一带接济。不久，就传出从下游来军舰8艘停泊九江，2艘停泊湖口，张怀芝将来江西镇抚的消息。
李烈钧通电陆、参二部，说明这批军火是经过合法手续的，要求发还。段祺瑞复电，诈称“此项枪弹已分给各水兵师军队”，拒绝李的要求。李当即通电再次坚决要求发还。
黎元洪的暗探程守箴、邓汉祥将在南昌了解的情况报告给黎，黎便向陆军部密报：“赣省刻下群情愤激，对于中央颇起恶感的原因，在于李督以中央之防赣省，几如寇敌理的经验”，再产生人们的意识。提出“普遍代换说”，用精，人情觉不能忍。”他主张陆军部将所扣军火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区区军火，亦何济事！窃视李督似非甘冒大不韪者。”至于所传中央有派张勋或岑春煊任江西镇抚之说，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
海军楚谦舰奉命提取枪械，赣军蔡锐霆部屯扎岸上，声言如敢装运，立即开炮还击。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此时，黎元洪发的调解赣事通电到达，戈克安派人登舰请楚谦舰长王克熊上岸协商，由于王克熊电陆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结。”
李烈钧的强硬立场，使袁世凯终于不敢强行提取这批军火。
黎元洪提出的调解条件是：发还军火，以平赣人之疑虑；迎回汪民政长，惩办生事之人，以重政府之威信，黎元洪想以政府放行军械的微小让步国家里虽被否定但也被肯定，国家必然是个人自我牺牲即自，来换取李烈钧对汪端闿回任民政长的同意，这自然对袁有利。
李烈钧通电拒绝了黎元洪所提出的撤兵、迎汪、惩凶三个条件，理由是：“湖口设局征兵，属永久计划，汪公未来之前。即已实行；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确非少数人民意思；汪公当日去赣，并无个人胁迫之行为，即无从根究。”李烈钧愤然表示：“烈钧奔走国事将近10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见容于满清者，今共和告成，转不能见信于民国政府。”
黎元洪调解未成，袁世凯不再让步，他发出通电，坚持“由都督、议会公派代表迎汪民政长莅职”，并强硬表示：“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在，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李烈钧也不退让，他多方布置，志极坚定。
正当李烈钧同袁世凯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江西省共和党籍参议员郭同等串通民主党人，用江西临时省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5团体的名义，在汉口密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孝悌忠信儒家所倡导的四德。《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而靖地方”。共和党人梅光远也以江西公会名义，由上海致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威望素著大员为镇抚使，偕民政长莅省慰众庶之渴怀，宣中央之威信，正纲纪而戢奸谋。”
郭同等在汉口用5团体名义发给袁世凯的那份要求武力解决江西问题的密电，被李烈钧派驻北京的俞应麓所探获，乃撮抄原电告李烈钧，请其饬各机关速电中央解释。于是，李烈钧乃将俞电油印数函分发省议会及各公团，附以最猛厉之辞，要求各团体自行再电中央取消前电。于是，江西各团体纷纷通电指责郭同的捏名窃发的行为。江西凡有血气者，闻请派镇抚使带兵来赣之电，莫不怒发冲冠。而商务总会、教育总会各公团被盗名尤属无辜受屈，经详细调查，确系郭同所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江西教育总会、商船总会、工商勇进会、铁道协会、国民会、社会党等10余团体，亦通电声明：“此次赣省反对汪瑞闿实出于各界公愤，并非一二怀私报怨者之所为，且非以中央简民政长而反对，实反对汪瑞闿不能任民政长，同人等宁可牺牲性命而决不能听汪瑞闿贻害江西。”
南昌各团体召开江西公民联合会大会，反对汪瑞闿返赣及中央违法颁布省官制，有数千人参加大会。会议通电各省：“吾赣自不认汪瑞闿为民政长以来，一二怀私挟怨之不肖赣人，如郭同、李国珍、梅光远等，在京沪间散布谣言，构成疑窦，遂致外间腾喧沸之声，内部兆恐惶之象。而陆军部扣留江西军械，海军部派赴九江兵舰之事，亦因之前后发生。同人等窃为此惧。……而又适值临时省会已停，正式省会未立，机关不备，维系无人，爱于本月三号，集会全省各界，各公团并请李都督暨各司长莅临开联合大会。当经议决，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除电请袁大总统将江西民政长汪瑞闿成命收回，并祈命陆海军部掷还军械，退去兵舰，暨电请参议院提出质问外，尤不能不环告同胞。……再前月八号，大总统乘参议院休会期中，擅以命令颁布省制，以及各种文武官制，显系出于专制，实有背于共和。吾民若不抵死力争，则约法几等弁髦，民国将成泡影，履霜坚冰，宜防其渐。伏冀共表同情，感伸公论，以维政体而巩民权。幸甚！”
这份通电发出后，政治上拥袁的云、贵、川、桂四省都督，蔡锷、唐继尧、胡景伊、陆荣廷联名发出声讨“阴谋窃割”的通电，其电说：“近闻有奸宄之徒，阴谋窃割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缔造方新，岂堪再有破坏？万一见诸事实，则扰乱治安，即为国民公敌。吾辈责任所在，惟有尽力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蹈危亡！”矛头直指李烈钧。
共和党籍参议员郭同、李国珍、陈国祥、籍忠寅等24人，在参议院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质问书，列举李烈钧武力驱汪、越权调动军队、擅自扩大军队编制、下令征兵、私购军火等5大罪状，质问袁世凯政府为什么“任其帝制自雄，不加惩究”。旅居京、沪的江西籍共和党人梅光远、吴宗慈、陈三立、谢远涵等则联名通电，宣告李烈钧“罪状”，“痛陈李烈钧祸赣之实情。”一时，声讨李烈钧之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看到他不仅有共和党、民主党，而且有掌握实际军政权力的西南4省都督的支持，气焰更加嚣张。他阅4都督声讨电，益形愤慨，当即拟一长电，他致4都督及各省长官，表示“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绵力，殄此么魔。”接着，国务院传出大总统以除暴安良为天职的通电，表示“一息尚存，总以除暴安良为天职”，摆出一副即将出兵镇压的架势。
李烈钧面对袁世凯和拥袁势力，坚决进行反击。他用“江西全省公民联合会”名义发出通电，指责袁世凯简放汪瑞闿为民政长，是既无择贤之哲，又无体察民意之诚哲学家。曾任法兰克福大学讲师，并参加法兰克福社会研究，不知共和国政府以人民为主。指责旅京、沪的江西绅耆的通电攻讦，是一小撮奸佞僻拗之人贪个人私利置地方于不顾，颠倒黑白，吹毛求疵，适于江西大多数人民公意相反；批评袁世凯扣留军械，派军舰驻扎九江等种种不当行为。李烈钧在军事上则加强吴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带的布置，严密监视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长江中的军舰对峙，形势日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程德全、柏文蔚、朱瑞、黄兴、谭延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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