闿等纷纷出面调解，主张和平解决。这时袁世凯鉴于正值召开正式国会，选举大总统的前夕，而且还没有得到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发动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委任隶籍国民党并同南方军人有关系的王芝祥为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准备调李烈钧入京。但王芝祥立即识破袁世凯挑动国民党人内讧的阴谋，便以“不宜纯用手段，反启纷争”为由，拒绝上任。袁只得改派王芝祥为“查办使”，南下查办江西事件。
王芝祥离京南下的消息传出后，共和党人认为王是国民党人，必然偏向李烈钧，群起而反之。袁世凯看到共和党对王芝祥赴赣有所误会，赶忙电告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说：“铁珊（王芝祥字）此行不啻代表鄙人与赣中人士握手，掬诚相见，该省人民或不知中央之用意，不免又生误会，请贵处速派人员，前往开示此意，以释赣人之疑虑。”共和党人反对王芝祥到江西的活动方才停止。
袁世凯又派耿毅作为王芝祥的副手。耿是革命党人，曾任同盟会广西支部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耿到北京在总统府任职。袁见耿同南方军人关系较多，准备加以收买利用，耿虚与委蛇。耿同李烈均关系素来密切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是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科学，就利用王艺祥赴江西前先到上海会晤黄兴的时机，先王芝祥到南昌，同李烈钧密议对付袁世凯的策略。
王芝祥到南昌后当即表示：“汪民政长决不再来，将来由李督兼署或另简人，此时未能预定。军械扣留案，陆军部嘱兄弟看江西枪弹是否足用，是用则归中央，不足则发还江西。
此案政府已表示退让之意，当不难了结。”
袁世凯发布了如数发还所扣江西军火和任命赵从蕃任江西民政长的命令。李烈钧通电表示欢迎。袁世凯退让，除因发动内战时机尚未成熟外，英商向袁氏政府行索取“耽延赔偿费”，每天索价200两，从1913年1月28日算起心主义经验论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流之一。②狭义的指，这使袁政府在经济上有颇大压力。因此，袁世凯令王芝祥解决赣事，“迅则妙”。
李烈钧并未就此罢休，江西省议会换届，使李烈钧在江西的处境改善，换届后的省议会不再是共和党人占优势，因此，省议会在李烈钧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出通电说：
本会前不承认汪民政长，纯为恪守约法起见。文电改委赵从蕃署江西民政长，窃地方官制未经参议院通过，民政长一职，在法律上无委署之依据，况正式国会成立在即，此次官制当俟议决践行。若于约法有效时期骤事变更，无论改委何人，赣民抵死不能承认。本会为人民代表，断难缄默。伏乞收回成命，以维约法而顺舆情。
省议会拒赵，袁世凯极为恼怒，立即致电黎元洪指责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莫此为甚”，扬言“该省会苟能幡然省误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自可勿庸置议；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大局。”
江西省议会毫不后退，针对袁电发出通电说：“民政长为大总统命令官制中之一，吾人民既绝对不承认此代法律之命令，即当然不承认此命令官制中之民政长。本省拒汪一案，业经电中央查照，讵中央复简赵从蕃为赣民政长，命令官制必欲实行，专制进步一日千里。本会不敢冒昧服从，躬为祸首，谨就事实，聊布腹心。”
李烈钧在接收了被袁世凯扣留两个多月的军械后，立即采取措施驱逐戈克安。他首先以“本省沿江炮台，共计6台，延长百余里，仅设总台官1员，指挥殊多不便”为由，下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委任陈廷训为上三台总台官。湖口东、西两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委任陈传曾为下三台总台官，均归“本都督直接指挥”。并命令将戈克安所指挥的驻浔第9团编入第1师。这样就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完全剥夺了。同时，李烈钧又命令第1师师长欧阳武，在沙河没司令部，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准备以武力解决，戈克安一日数电向北京告急。
王芝祥闻讯从南昌赴到九江调停。袁世凯只好下令：“戈克安着来京面询事件，其九江镇守使事务任命王芝祥暂行兼管。附近各军均归王芝祥节制调遣。”
李烈钧宣布：“现已奉令调戈镇守使入京，浔事由王上将暂行兼理。地方安宁，人心大定。”李烈钧与袁世凯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这也是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在许多问题上的斗争，赢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由于李烈钧有一省作为据点，手中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立场坚定，并在斗争中比较讲究策略。这是1912年底至1913年4月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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