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月底,黄兴和谭人凤再赴钦州郭人漳指挥部,运动郭人漳配合起义。谭人凤是湖南人、同盟会会员,也认识郭人漳。
黄兴是1904年秋在上海认识郭人漳的。郭是一个军官,当时他们两人由于在一次暗杀事件中涉嫌而误遭逮捕,从此两人保持联系。黄兴曾在1905年秋赴桂林找当时任桂林巡防营统领的郭人漳,劝说他参加起义。郭对黄表示友好,但拒绝采取任何公开行动。他托词与同僚随营学堂监督蔡锷相处不睦,行动不能自主。蔡锷是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湖南人,又是黄兴的老朋友。黄兴想居间调解,终不见效。
这次,黄兴、谭人凤和郭人漳见面,郭的态度友好,要接济黄兴弹药并相机反正。但第2天郭接到广州来信,说他已复原职,就改变了态度。
黄兴立即返回河内,以免遭不测。
黄兴在河内组织了一支200人的队伍,半挂长枪,半挂短枪。3月27日,黄兴率领队伍由越南向钦州进发。29日抵小峰,战败郭人漳部管带杨某所部600余人。30日、31日,于途中连续击败清军3营。4月2日,在马笃山再败来犯清军3营。起义军经过数次激烈战斗,队伍扩大到600多人,缴获敌人快枪400余枝和大量子弹,军力有所充实。正准备向广西边境移动时,郭人漳以数千人尾追,企图围歼起义军。黄兴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以夜袭战术粉碎了清军的阴谋。此后,起义军在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一带,转战40多天,历经数战,屡败清军,但队伍始终未能再扩大。最后,因弹尽援绝,不得不率队伍退回越南。这已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七次武装起义了。
在河内负责后勤供应的胡汉民,一度以为黄兴已经遭难。
当黄兴于5月5日身强力壮、精神焕发地回到河内,胡汉民喜出望外,一则是黄兴平安无事,二则是云南河口起义已经爆发,前线迫切需要富有经验的革命领袖亲临指导。
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人按照孙中山的部署,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200多名革命军人,在越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500人,向河口进攻,发动了河口起义。在当天凌晨攻占河口,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等地,直逼蛮耗、蒙自。他们在战斗中收编清军降卒,使起义军从几百人扩展到3000多人,声威大振。
但是,部队必须有给养和薪饷。在河内,胡汉民困窘万状。他心绪烦乱,不断电告新加坡,催促孙中山火速设法。孙又急电催其他同志,并派汪精卫去荷属东印度筹款。孙中山得知黄兴已返回河内,立即发电给黄兴,委任他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去前线督师。黄兴便立即奔赴云南。
从河内到河口,火车约需行驶12小时。黄兴到河口后,发现投诚清军不听他的调度,对黄明堂、王和顺等指挥不灵。黄兴意识到:必须有一支他自己直接指挥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的军队,才能顺利地指挥其他各军。他打算把他从钦廉战役带到越南去的战士召集起来。因此,他回河内同胡汉民商量。
5月11日,黄兴在河内同胡汉民会面后,折返回前线,途经安南境内的老街时,被一个法国警察盘问。黄兴佯装为广东人,但说话方音太重而暴露了身份,法国殖民当局令他离境,他只好离开安南赴新加坡。
清朝云贵总督锡良派出大军,广西方面亦调兵围攻起义军。起义军里的一些降兵又反正过去,法国殖民当局在河内至老街铁路沿线加强警戒,阻止起义人员和武器、粮食从越南增援云南,起义军陷入困境。他们坚持战斗了近1个月,终于无法坚持。
黄明堂率领600多名起义战士突围撤入越南境内,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孙中山领导的第八次起义失败后,花费了1年零7个月,积极准备发动第九次起义。
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募款集资,派汪精卫在安南、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新加坡等地筹款。那些地方的倾向革命的侨商,如张静江等捐资几尽家产。孙中山只好前往欧美筹款。
黄兴在新加坡逗留时间不长,便去日本。
河口起义失败后,汪精卫变得更加悲观颓丧了。这时,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孙中山和他的广东籍同志大加讥嘲,信口雌黄地说,他们让别人在前线作战,而自己则在海外逍遥。汪精卫被这种妄加于孙中山的诽谤所激怒。他想借助某种英雄行动来反击恶意攻击。同盟会内的磨擦,特别是章炳麟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蔑谩骂,使他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依靠某种振奋人心的行动,才能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于是他便倾向于暗杀和恐怖活动。
当时中国的暗杀活动已是司空见惯。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史坚如就曾谋杀清广东巡抚德寿于广州;1904年11月,万福华曾在上海谋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5年9月,吴樾曾在北京车站掷弹狙击被派往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这些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与黄兴商量,想去北京暗杀摄政王,一令敌人胆丧,二鼓同志意气。“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黄兴认为汪精卫是同盟会重要干部,如此孤注一掷,殊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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