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什么？”
“我最好跟你当面说。我们可以见面吗？”
又是一阵咳嗽，这使我想起了赫布·佩斯。毫无疑问，这里的人们呼吸器官大多有毛病。数十年来，他们不得不生活在钢铁厂排出的污染气体之中。
最后，斯皮茨说道：“戈登已经赚了好几百万。几百块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可这是给你的，斯皮茨先生。”
他沉默。
“斯皮茨先生？”
“听着，我怎么知道你不在撒谎？”
“你是不知道。可你又会失去什么？”
“许多。”
“我不是警察，你不用担心，问问怀特就知道了。我的上司为你弄到了一批新货。”
斯皮茨又喘气了。“好吧，那就给500块，我们见次面。”
“那就说定了。什么时间？在哪儿？”
“今晚八点，利弗公园。我在你和怀特说话的那张野餐桌旁等你。一个人来。”
“到时我会来的。’哦放下了电话。
阿莫斯·里特走过来，在我背后站住，皱着眉头。“一定是他。”
“嗯，嗯。八点钟我到公园去会会他。”
“我不赞成。”
“不会有事的。”我犹豫了一下，“我一直请你帮助我，现在又要请你帮忙了。斯皮茨要500美元，我没有带那么多现钞，只有200美元，其余的可以向你借吗？”
“当然可以。你还需要什么？”
“想暂时借用一下你的枪。”
我拿了阿莫斯给的钱，并从他的收藏中挑选了一技小巧的0.38口径手枪，然后查了查一本当地电话号码簿。在阅读博丁案件时，我发现他父親还住在莫诺拉，我决定去拜访他一下。我离开阿莫斯住房时，这位作家带着忧虑的目光站在窗户前。
埃德·博丁的父親住在钢铁厂旁边一幢五层楼退休工人楼房里。我走出三楼电梯时，透过窗子望见钢铁厂全景，它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苍凉、萧瑟。
我敲响了317单元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拄拐杖、身体很虚弱的老人。我给他看了我的名片，问他能否谈谈他的儿子。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挂念和忧虑。我在他指的沙发上坐下，他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也坐了下来，警惕地把拐杖放在了我们中间。
“博丁先生，”我说，“我知道，这几年你很艰难，而且你也不想再回忆那些令人不快的经历。可在调查过程中，我已发现了一些也许能帮你儿子洗清罪名的事实。”
老博丁的手紧握住那根拐杖。
我继续说：“我知道，被捕前你儿子就担心管理部门要除掉他。”
老人垂下头，表示默认。
“他和你说过他的担心吗？”
他清了清喉咙，低沉地说道：“对于公司的事，我儿子谈的不是很多。孩子对父母都有戒备，他不想让我为他担忧。”
“可当时你知道他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过吗？”
“噢，知道。不只是他的安全，而且是他的性命。他了解戈登那帮人。工会地方分会是那帮人的主要问题。削弱工人力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除掉他们的头领——我的儿子。”
“对此，你儿于没有任何防备吗？”
“有的。在他被捕前三个星期，我儿子把一只帆布包交给了我，说里面放着备用的衣服和现金，以备不测。”
我曾怀疑埃德·博丁和奥古斯特人是同一个人，但那枝在爱司汽车旅馆发现的印有“启斯东公司”的圆珠笔使我纳闷，因为按常理，博丁应该把他的笔随身带进监狱。现在，照老人的说法他在被禁闭之前就准备了那只包的话，那么那枝笔就好解释了。
我问他的父親：“那只包呢？”
他避开我的视线。“我儿于被关进监狱后，我就把它扔掉了。”
“是不是蓝色的，上面有‘联合航空公司’的商标？”
慢慢地，他又把视线移向我。“你见到那只包了？”
“是的。”
“看到埃迪了？”
“没有。”从荒漠瓶子屋墙基中掘出来的尸体不是他的儿子还会是谁。
老博丁点点头，似乎对什么有了把握。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来拿那只包的？”我问，“在他离开格林斯堡的那天晚上？”
老博丁叹了口气，放开手中的拐杖，身于瘫陷在椅子里。“那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要我把包替他送去。那时我的腿关节炎还没有如此严重，我还能开车。我在新斯坦特恩公路的路旁停车线上见到了他。”
“你在新斯坦特恩公路见到他时，他有没有说打算到哪儿去？干什么？”
老人又移开了视线。
“我不该问吗？”
“现在不会伤害到他了。他死了。”
“为什么说这话？”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早就跟我联系了。我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跟踪戈登，而戈登却把他杀了。”
“他告诉过你，他将跟踪戈登吗？”
老博丁闭上眼睛，点点头。“是的。那晚在新斯坦特恩公路上，我们一起坐在我的车子里。我儿子说他要戈登赔偿对他和启斯东所做的一切。我告诉他，戈登的势力太大，恳求他算了。可我的埃迪不听我的话。”
我不知怎样来安慰他，也用不着安慰了。老博丁知道自己失去了儿子，而且很快，也许明天清早，一位警官将敲开他的门，告诉他埃德·博丁的尸体在哪儿。
我把一张答应给怀特的钞票交给麦克格莱恩侬酒店的跑堂，然后，把车子开到利弗街的铁路路基旁。时间是7点50分。
我注视着那座铁路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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