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啥揪心不下的话……你说。”
他坐在母旁边，说话的声音挺真诚。母躺在炕上，花白的头发散散乱乱，落在枕头上，松弛的眼皮覆盖着那双明亮、温柔的眼珠，眉间轻轻弹动一下，间或在枕上摆一下头，证明那难以忍耐的痛苦正在疯狂地折磨着老人，似乎那一丝微弱的气息，随时都可能中断。他守在母身边，已经三天三夜了。
他的鬓发已经霜白，尽管几年前提升为掌管四十万人口的县委副书记了，依然觉得不能离开母……每当他星期六从县里下班回家，或者是从省上开会归来，一脚踏进家门，立足未稳，总习惯地瞧一眼母住的那间厦屋的门板，如果没有上锁，准是冲口而出一声：“！”那屋里随着就传出一声拖长的应声：“哎——”听到这样温存的声音，会使人的一切辛苦劳顿霎时消失精光，化烦躁为平和，使空虚变踏实……
他紧紧抓着母的后襟，两眼死死盯着那扑前跃后的黄狗。母左手挎着竹篮，右手执着一根溜光的枣木棍子，吓唬着疯狂扑跃的黄狗。走到一家陌生的庄稼院门口，从门里接过一碗剩饭，抖抖地倒在自家的黄碗里，退出来，坐在门前的柴禾堆前，把碗和筷子一起塞到他的手里……
夜晚，母解开大襟棉袄，把他搂裹在前，那温暖，那香，抵御着破庙廊檐上鬼哭似的西北风的呼啸……
流逝的岁月能使一切纷争归于淡漠。母对于儿子无私的抚爱在这死别之际异常清晰地浮上心头，他默默地流泪了。难以遏制的痛楚压迫着他的心：在母身健康的时日里，没有能尽上儿子的一份孝心，这将成为永世的遗恨。
他在祖传的空庄院上盖起令村里人羡慕的三间瓦房，让母搬进去。她却不搬，仍然住在这两间破烂的泥坯厦房里，说是住惯老窝儿了。他给她买回来好吃的，她尝过一点之后，就全部分给孙儿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了。他给她买来挺好的布料，让媳妇做成服，她高高兴兴试过大小，就压在箱子里，再不见穿上身来……
“，我带你到城里去！”
“做啥？”
“逛逛！”
“不……”
“你受了一辈子苦，出去看看！”
“不……”
“你离不得你的火炕呀？”
“嘿嘿嘿嘿……”
“出去逛逛，，趁你能行能走！”
“你刚到县上，好好心公家工作。”母说，“我哪儿也不想去。”
在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县委副书记的巨大变化中，以及由此变化而带来的精神、物质，乃至声誉上的明显变化中，母是最少享受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福荫的一个家庭成员。而她恰恰是最有资格享受这种福荫的家庭长者。他的大儿子当了工人，正和一个长得秀气的姑娘恋爱呢。二儿子当兵去了。女儿已破例提前转为正式公办教师了。这个农业家庭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改造了。他的女人在乡里住闷了，到县城去住上一月半月，穿戴和生活习惯已不拘于乡村妇女陈旧的格局了。只有母，仍然穿着依旧，终年四季起居在这两间破厦屋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竟然一次也不放过老太太们能够上活挣工分的机会。他是一个孝子，却有心使不上。
他沉重地叹口气，泪眼模糊地瞅着母那张已经板滞的脸，颧骨愈加高耸，额头愈加宽阔，两颊却陷塌了。他轻轻呼唤着：
“，你有啥揪心不下的话……你说！”
母仍然闭着眼，眉间现出两道浅浅的皱折，是病痛的折磨呢？还是有什么难于出口的心头话呢？她的头在枕头上艰难地转动一下，面朝儿子，睁开了眼睛。那失掉了光彩的眼珠里，隐隐透出一缕羞愧的神，嘴嚅嗫两下，有微弱的声音说出来了：“……一生在世……做过……不少错事，做过了……也就过去了……”
“不！！你是世上顶好的！”他安慰母说，“谁一生能不做一件错事呢！”
“有一件事……至死……心里……不安宁。”母说，眼里那种羞愧的神更明显了，“我当时……怎么就……疯张起来了……唉！”
一声沉痛的叹息，从母干瘪的嘴里涌出来。他的心紧紧地收缩起来，那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太难堪了！母始终不能忘记那件事带来的内心的悔恨。他的心里也埋藏着最不光彩的记忆……
“哎！”已经四十多岁的白杨寨大队支书杨生金，像小孩一样声气地唤着母，“你在咱白杨寨带个头儿，行吗？”
“带啥头？”
“打篮球！”
母笑了，笑得喘不过气儿来：“打篮球还要带头儿？小伙子们把球场都挤满咧……”
“咱们要组织一个老婆篮球队！”他说，“55岁以上的老婆，打篮球！年轻的不要……”
母这才相信儿子不是说笑话，停止了笑，迷惑地问：“折腾老婆子们做啥？”
他告诉母，他到天津一个队里参观回来，那儿的农民唱歌、赛诗。媳妇们都上了球场，全各地的人都去参观学习哩！白杨寨这样的先进队要落后了。
“，你不是为我争光，是为咱白杨寨争……”
“都六十好几岁咧，上场打篮球……”母撇着嘴角，“再不要胡糟践咧！”
“新生事物……开头难！”他给母讲政治，“带我们去参观的领导说，老先进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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