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芜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
河小到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称其为河了，再小就该断流了。河滩显得格外开阔，躶露的沙滩和密密实实的河卵石，现在都蒙上一指厚的薄雪，显得柔气了。一弯细流，在沙滩上恣意流淌，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时紧时慢，淌出一条人工难以描摹的曲线。是蓝极了，也清极了；到狭窄的道上流得紧了，在河石上就撞击了花；撞起的一串串花，变成了晶似的透亮，落下里时，又是蓝了。
河面上有一座小桥，木板搭成的。河心里有一只四条的木马架，往南搭一块木板，往北搭一块木板，南边的木板够不到岸上，又在浅里摞着两只装满沙子的稻草袋子，木板就搭在沙袋上，往南再搭一小块木板，接到南岸的沙滩上，一只木马架，两长一短三块木板，架通了小河，勾连起南岸和北岸被河阻断的交通。对于小河两岸的人来说，这座小木板桥比南京长江大桥重要得多，实用得多。
二尺宽的桥板上，也落了一层雪。一位中年男人，手握一把稻黍笤帚，弯着腰，一下一下扫着，雪粒纷纷落进桥下的里。他扫得认真，扫得踏实，扫得木板上不留一星雪粒，干干净净。他从南岸扫到北岸，丢下笤帚，双手抓住木板，摇摇，再摇摇，直到断定它两头都搭得稳当，才放心地松了手，提起笤帚又走回南岸来。照样，把南岸一长一短的两块木板也摇一摇，终于查看出那块短板的一头不大稳当，他用脚踢下一块冻结在沙滩上的石头，支到木板下，木板稳实了。
他拍搓一下手指，从破旧的草绿军大里摸出一根纸烟，划着火柴，双手捂着小小的火苗儿，点着了，一蓝的烟气在他眼前飘散。看看再无事可做，他叼起烟卷，双手袖进油渍渍的大袖筒里，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停下来脚冻哇！
天大亮了，乌蓝的天变得蓝茵茵的了，昨夜那一场小雪，把多日来弥漫的雾气凝结了，降到地面来，天空晴朗洁净，太阳该出山了。
河北岸，堤坝上冒出一个戴着栽绒帽子的脑袋。那人好阔气，穿一件乡间少见的灰呢大，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下河堤斜坡，急急地走过沙滩，踏上木板桥了，小心地推着车子，谨慎地挪着双脚。他猜断，这肯定是一位在西安干事儿的乡里人，派头不小，一定当着什么官儿。那人终于走过小桥，跨上南岸的沙地，轻轻舒了一口气，便推动车子，准备跨上车子赶路。
“慢——”他上前两步，站在自行车轱辘前头。
那人扬起头，脸颊皮肤细柔，眼目和善，然而不无惊疑，问：“做什么？”
“往这儿瞅——”他从袖筒里抽出右手，不慌不忙，指着桥头的旁侧，那儿立着一块木牌，不大，用毛笔写着很醒目的一行字：过桥交费壹毛。
那人一看，和善的眼睛立时变得不大和善了，泛起一缕愠怒之：“过河……怎么还要钱？”
“过河不要钱，过桥要钱。你过的是桥。”他纠正那人语言上的混淆部分，把该强调的关键词汇强调了一下，语气却平平静静，甚至和颜悦，耐心十足。
“几辈子过桥也没要过钱！”那人说。
“是啊！几辈子没要过，今辈子可要哩！”他仍然不急不躁，“老黄历用不上啰！”
那人脸上又泛出不屑于纠缠的卑夷神，想说什么而终于没有再张口，缓缓地抬起手，从呢大的口袋里摸出一毛票儿，塞到他手里时却带着一劲儿，鼻腔里“哼”了一下，跨上车子走了。
见得多了！掏一毛钱，就损失掉一毛钱了，凡是掏腰包的人，大都是这种模样，这号神气。他经得多了，不生气也不在乎。他回过头，看见两个推着独轮小车的人走上木板桥上。
独轮小车推过来了，推车的是个小伙，车上装着两扇冻成冰碴的猪肉。后面跟着一位老汉，胳膊上挂着秤杆。这两位大约是爷儿俩，一早过河来，赶到南工地去卖猪肉的。村子南边，沿着山根，有一家大工厂，居住着几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门前那条宽阔的泥路两边，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工厂兴建之初，称做南工地，工厂建成二十多年了，当地村民仍然习惯称呼南工地而不习惯叫xxx号信箱。
小伙推着独轮小车，下了桥，一步不停，反倒加快脚步了。提秤杆的老汉，也匆匆跟上去，似乎谁也没看见桥头着的那块牌子。
“交费。”他喊。
推车的小伙仍然不答话，也不停步。老汉回过头来，强装笑着：“兄弟，你看，肉还没开刀哩，没钱交喀！等卖了肉，回来时交双份。”
“不行。”他说，“现时就交清白。”
“真没钱交喀！”老汉摊开双手。
“没钱？那好办——”他走前两步，冷冷地对老汉说，“把车子推回北岸去，从河里过。”
老汉迟疑了，脸难看了。
他紧走两步，拉住小推车的车把，对小伙子说：“交费。”
小伙子鼓圆眼睛，“哗啦”一声扔下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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