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琉球近时，尚存其制，海南土人，犹有用之者。当西班牙之侵入秘鲁也，其国有通行之克泼斯Quippus者，爲一种最发达之结绳法。德国人对於结绳一事，考察详明，着有专书，结绳法式，皆有图説。吾国古法，亦可由此推测。此法行於简单社会，固可济用，至於庶业繁盛，则饰僞萌生，非有文字，固不足以济其穷。神农以前，既爲结绳之世，则始造文字，必在黄帝时无疑。苟在黄帝之时，则仓颉爲帝王之説，不攻自破。（仓颉爲帝王，盖由史皇而附会。《淮南子·本经训》云：“仓颉作书。”《修务训》云：“史皇産而能书。”高诱注云：“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着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慎到谓“仓颉在庖牺前”，僞《古文尚书》序谓“伏牺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其説皆非。《尚书正义》所引七説，惟第一説爲足存矣。
上言文字起於黄帝，则黄帝以前，既爲结绳之世，文字未生，仓颉何由得爲黄帝史官？曰：结绳以记事，则结绳之记事者，亦得追称爲史官。惟此史官，爲书记官，非历史官。必须严爲分别，不可混淆。或谓《説文》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後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其後云者，似指仓颉之後。史字从又从中，爲相益之字，仓颉时似未有史字，何得称爲史官？曰：伏牺既能画卦，即能重卦（王弼説），仓颉既能造文，即能重文。韩非子云：“仓颉造字，背厶爲公。”公从八（八有背谊）从厶（私之本字），安见仓颉时无史字乎？假使未造史字，後世亦得追称。
书记官称史，不尽上古如此。《周官·太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十二人。”注曰：“史，掌书者。”其他各职皆有府史、胥徒。《大宰》又有“女史八人”。注曰：“女史，女奴晓书者。”《宰夫》“史，掌官书以赞治”。注曰：“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周官之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大氐皆爲掌管册籍起文书草之人，无爲历史官者，惟五史如後世之秘书及秘书长，爲高等之书记（説详後）；府史之史，则爲下级书记耳。《説文》序云，汉兴，《尉律》：“学僮十七以上，讽籀书九千字，乃得爲史，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爲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有佐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皆有长史。《续汉书·百官志》，自三公以下至郡国县道，各有掾史（分掾属与令史。令史各典曹文书。郡国县道，又有书佐）；三公亦有长史，又有记室令史。案：佐史、掾史之史，皆书记官，即《尉律》所课者；长史，即後世之秘书长；记室令史，则秘书也。
历史之作，必起於图书荟萃之地。古者图书荟萃之区，必首推太史，《吕氏春秋·先识篇》云：“夏太史终古，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案：疑太史之误）向挚，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亦以其图法归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其属小史掌邦国之志。《左》昭二年传，晋韩宣子来聘，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司马迁自叙：“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故历史之记载，必萌芽於太史。然其初之所作，仅记述一时一代之政典礼仪，与夫辨世系及昭穆而已。如《尚书》、《仪礼》、《周官》、谱牒等皆是。凡此记载，正名定分，仅足称爲史料，未足僭名历史；盖因果之关系，时间之观念，爲历史最粗浅之条件，且尚未明也。
历史之法，必爲治历明时者所创。《周官》“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於官府及都鄙”。《续汉书·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西周以前，未有编年之史，至西周之末，始有《春秋》（説详後）。《春秋》之作必起於太史，观鲁之《春秋》藏在太史，即可知之。盖惟太史能以时间之观念，发明事实之因果，於是乎有编年之史，足以副历史之名。至孔子修《春秋》，鲁太史左丘明即爲《春秋传》；厥後司马迁爲汉太史，亦成《史记》。惟历史之作，尚爲爲太史者私人所发明，未必爲太史之专职。观夫汉之太史，至後汉时尚专掌星历，奏时节禁忌，记瑞应灾异而已（《史通·史官篇》云，司马迁既殁，後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於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而着作历史者，反在兰台、东观。班固爲兰台令史撰《汉书》；李尤召诣东观拜兰台令史，撰《汉记》。夫兰台、东观，爲图籍秘书之所；令史掌奏及印工文书，盖後汉之时，尚无历史官专职也。至魏太和中，始置着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梁、陈二代，又置撰史学士。历史官之有专职，盖始乎此。由此观之，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可断言也（《史通·史官篇》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於周室。”此误书记官爲历史官矣）。《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执本。”案：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爲柱下史，或云爲守藏室史。柱下爲藏书之地，老子实犹今图书馆长，或图书馆书记耳，未尝作历史官也。後世误以道家者流出於历史官，於是学术源流因而滑乱。此余所以斤斤致辨於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分别也。
或谓仓颉造字，在庖牺前，慎到之説，未可厚非。盖《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中有庖牺，庖牺既有书，则造字者必在庖牺前可知。况庖牺有《驾辨》之曲（《楚辞·大招篇》及王逸注），有《网罟》之歌（《隋书·音乐志》，又见夏侯玄《辨乐论》），而十言之教，至今尚存（《左》定四年传正义引《易》）。他若《葛天》之歌八阕（《吕氏春秋·古乐篇》引），《神农》之书，数十篇（《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兵阴阳家，有《神农兵法》一篇；五行家，有《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杂占家，有《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经方家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神僊家，有《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本草》一经，虽不见於《艺文》，而《汉书·平帝纪》、《楼护传》，亦尝称道）。事证如此，何以言黄帝以前无文字乎？
曰，黄帝以前书籍，或出追记，或出僞托，贾公彦《周官·外史疏》引《孝经纬》云“三皇无书”，申之云“此云三皇之书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録三皇时事”，此所谓追记也。汉魏以後追记邃古之事，其书弥多（如徐整《三五历》言盘古之事，项峻《始学篇》言天皇、地皇、人皇等事，皆汉以前书所未道），皆属此类。《汉书·艺文志》农家《神农》二十篇，原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於农事，托之神农。”《艺文志》所载黄帝时书，且多依托，何论邃古？《淮南子》云：“世俗尊古而贱今，特托黄、农以爲重。”此皆所谓僞托也。黄帝以前之书，皆可以此二例观之（严格言之，尧舜以前之书，皆可以此二例观之。盖初造书契，施於实用，未必即有着作记载等事，足资流传也）。
或又谓《管子·封禅篇》云：“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所谓十二家者，无怀、虙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而许慎《説文》云：“黄帝之史仓颉始造书契，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由此观之，七十二代之中，已有无怀、虙羲（即庖牺，虙或作宓作伏，皆声转）。许君云：“七十二代之字体，靡有同焉。”则慎到谓仓颉造字在庖牺前，更信而有徵矣。《左》昭十二年传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章太炎先生谓：“封於泰山者，无怀、虙羲、神农谓之三坟，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谓之九丘。盖刻石记功，托体泰岳，故名坟丘也。五典爲五帝之典；八索爲三皇五帝之书。典书体例，盖不相同，然同爲简编，故名典索也。”然则刻石有三坟之文，简编有三皇之书，贞信可稽，何云黄帝以前之书皆出追记僞托乎？曰：《管子·封禅篇》其书早亡，今本《管子》有《封禅篇》，乃唐房玄龄注《管子》时，采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之言以补之者。观篇中所云，盖秦始、汉武时假托管仲之言以谏行封禅者所爲，未必出於管子。即使出於管子，《管子》一书，亦系後人僞托。即非僞托，《封禅篇》言，“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云云。则前説之七十二家、十二家，後説之五物、十五物，皆系假设之辞以欺抵桓公者，《封禅篇》之不足信一矣（《梁书·许懋传》懋建议驳行封禅，以封禅爲纬书之曲説，与此篇相发明，可参考焉）。《封禅篇》言“封禅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记十有二”。此盖假设之辞，或系传闻之语，未尝见七十二代之字迹详其异同也。许君《説文》序所言，全与管子不相合（管子仅言自己所记，未尝言及刻石字体，管子所云七十二家，上起无怀，许君所云七十二代，上起黄帝，此或许君一时误记，或别有所据），不得并爲一谈，二矣。《尚书》孔序《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万余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史记·封禅书》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余人（今本《韩诗外传》已逸此文）。”此盖传闻之语，韩婴爲《外传》则系之孔子；司马迁作《封禅书》，则系之管仲。此皆古有其语，後人追记。而传闻异辞，真相尽失，三矣。三説既明，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诸解，如《尚书·僞孔传序》，及贾逵（见《左》昭十二年传正义）、郑玄（见《周官·外史》注），下至章先生之所主张，其是非皆不足辨矣。《周官·都宗人》注云：“九皇六十四民。”疏云：“按《史记》伏牺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小宗伯》疏又引《史记》云：“九皇氏没，六十四民兴；六十四民没，三皇兴。”《通监外纪》引《史记》作“六十四氏”。案：司马迁《史记》起黄帝，此所引《史记》不知何据？司马迁谓：“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此等洪荒传説，不必信据。或者不察，竟谓六十四氏合之三皇五帝，正合管子七十二家之数，管子自言夷吾所记十有二，或者之言，竟可以补管子之遗忘乎？如此附会，世界史事，正不难牵连饰説矣。
《尚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书》，十八篇爲《中侯》（《尚书·序·正义》引郑氏《书论》所引）。”准此，则孔子所见帝魁以来之书，尚有三千一百二十篇，此孔子删书之説所由来也。自来言孔子删《诗》、《书》者，其説皆不足信（删《诗》之説，出司马迁《史记》，驳语见下）。《大戴记》宰予问五帝德，孔子曰：“黄帝尚矣，先生难言。”故孔子辑书，肇自尧、舜，黄帝、颛顼、帝喾之书，孔子时已不得见，非删之也（孔子不见黄帝、颛顼、帝喾之书，而《五帝德篇》述其德；犹孟子不见周初典籍，而述周班爵禄之制，盖皆得诸传闻耳）。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列子·杨朱篇》）盖言无书足徵也。孔子辑书百篇，而《尚书纬》言《尚书》百二篇。寻《尚书》百二篇，系汉张霸所僞造（见《汉书·儒林传》）。此《尚书纬》盖出於汉代，可断言也。
纬候图谶之书，多托之孔子。其中叙述古事，神奇怪诞，颇动听闻，诂经述史之士，或多采撷，以乱其真，故其源流不可不辨也。《隋书·经籍志》云：“説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於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文心雕龙·正纬篇》云，“八十一篇，皆托之孔子，通儒讨核，谓起哀平”（案：汉张衡上疏云，“成哀之後，乃始闻之”。荀悦《申鉴》谓“起於中兴之前”）。徐养源着《纬候不起於哀平辨》则谓：“纬书当起於西京之季，而图谶则自古有之。《史记·赵世家》‘扁鹊言秦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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