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於是出矣’。《秦本纪》‘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録图书’。盖图谶之名，实昉於此。要之图谶乃术士之言，与经义初不相涉；至後人造作纬书，则因图谶而牵合於经义。”刘、徐二説，後説较是。盖图谶纬候，其体迥殊；约而言之，惟谶、纬二类而已。谶自别行，如《孔老谶》、《老子河洛谶》、《尹公谶》、《刘向谶》、《杂谶》（见《隋书·经籍志》）等皆是。信者较寡。纬者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论语》、《孝经》而外，无复别出；《河图》、《洛书》等纬，皆属於《易》。《汉书·李寻传》已有五经六纬之文，説者又以庄子所説十二经以当六经六纬（《庄子·天道篇》云：“孔子西藏书於周室，繙十二经以説老聃。”案：此所云十二经，殆指春秋十二公之经耳），故儒者多信之。自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中，又重其制；隋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自是谶多亡。而纬则以儒者传述，不能尽灭。《隋书·经籍志》成於唐，所载仅有纬书，而谶则仅云梁有而已。今世所传《古微书》及七纬诸书，皆纬书之仅存者。盖自後汉以来，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襃撰谶以定礼；魏晋儒者，又据以撰史。於是司马贞之补《三皇本纪》，马驌之撰《绎史》，皆纷纷据纬以相传述；延及海外，则又据《春秋纬》十纪之説（见上），以附会巴比伦历史，谓爲汉种西来之证，谬种流传，盖非一日。夫此僞托之书，神话之籍，其不足以当信史，稍有识者当能辨之矣。
上数章论书记官之史与历史官之史性质不同，与夫一事之记述，一时之典章，皆爲史材，而非历史；且辨明未有文字以前及既有文字以後一切追记僞托之作，以清史学之源，言之颇极详尽。惟言成家之史起《春秋》，历史之官起於魏晋，此盖犹有疑义。《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郑司农云：“志，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云：“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檮杌》。”鲁《春秋》、晋《乘》、楚《檮杌》、周《志》、郑《书》，既已可称爲历史，则小史、外史，得非爲历史官乎？曰《周官》五史，皆爲後世秘书长之属，非爲历史官，前既言之矣。二郑之注《周官》，皆以春秋战国时之史乘解释西周初年之制度，所谓以後证前，不足爲训。且所谓掌者，职司收藏，非着作之谓。寻《周官》原文：“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所谓邦国之志，即志所奠之系世，所辨之昭穆，即邦国之谱牒类也。若依先郑所注，指爲周《志》、郑《书》之属，则与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注称爲鲁《春秋》、晋《乘》、楚《檮杌》有何区别？又：“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此所谓志与书，皆记也，即记所书之号令。《汉书·艺文志》云：“书者，古之号令。”三皇五帝之书，如伏羲之教（见《左》定四年传正义），神农之教（见《汉书·食货志》），神农之禁（见《群书治要·六韬·虎韬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政语（见贾谊《新书·修政语》），庶几近之。四方之志，即班於四方之政令。若方志之书，在《周官》爲诵训（掌道方志）、训方（诵四方之传道）所掌，《汉书·艺文志》入於小説家者是也。後郑所释皆非。总之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
德国历史家郎泊雷希脱Lamprecht着《近代历史学》，以爲“历史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於祖先尤爲关切。两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爲谱系；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爲英雄诗”。推究吾国历史之发端，亦不外此例。然则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吾国历史之萌芽也。
《史记·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又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又曰：“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由此观之，谱牒文体，略而不详。司马迁之所见，今虽不传，然桓谭、刘杳均云：“《史记·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放《周谱》。”《大戴记》所载之帝系，《汉书·艺文志》所称之《世本》，皆谱牒之遗式也。司马迁云：“历人取其年月，谱牒独记世谥。”（见《十二诸侯年表》序）然则谱牒所重，在记世系名谥，《三代世表》，即其例也；年月异同之争，独在於历人，观《汉书·律历志》可知。《汉书·艺文志》有《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颛顼历》二十一卷，《颛顼五星历》十四卷，《夏殷周鲁历》十四卷，此所谓历也；《汉元殷周牒历》十七卷，此所谓牒也；《帝王诸侯世谱》二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此所谓谱也。此等书籍，未必即爲司马迁所读之历谱牒，然其性质，亦不外是。盖古人记载，所重世谥，而因果之关系未明，时间之观念亦浅，记载年月之法，独疏略而不详，故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爲历史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明《诗》所以载王者之迹也。春秋以前，英武之事，大氐皆播之歌诗。虞夏之诗，尚矣，不可得而见。《诗》之《雅》《颂》，独载商、周。如《商颂》之《长发》（有伐韦、伐顾、伐昆夷、伐桀之事），《殷武》（有伐荆楚，即《易》所谓高宗伐鬼方）。《大雅》之《生民》（述后稷家有邰）、《公刘》（述自邰迁邠事）、《緜》（述自邠迁岐事，且载昆夷駾喙、虞芮质成事）、《皇矣》（述太皇王季事，中有伐密、伐崇及侵阮徂共事）、《大明》（述大任、大姒事，且载尚父助武王伐纣牧野事）、《文王有声》（述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事）。《小雅》之《釆薇》、《出车》、《枤杜》（述文王北伐玁狁，《采薇》以遣将帅，《出车》以劳还，《枤杜》以勤归）、《六月》（宣王北伐。述吉甫伐玁狁）、《釆芑》（宣王南征。述方叔伐蛮荆）。《大雅》之《崧高》（述申伯式南邦）、《烝民》（述仲山甫式百辟）、《韩弈》（述韩侯伯北国）、《江汉》（述召虎平淮夷）、《常武》（述南仲整六师，惠南国。程伯休父陈师旅，省徐土）。此皆欧人所谓英雄诗，本於个人记忆，而於祖先尤爲关切者也。
郎泊雷希脱又云：“谱系进而爲年代记（吾国称爲编年史）；英雄诗进而爲纪传。”此两元之进化。其説固是；然以吾国史迹观之，则四者发生之次叙，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後。兹分述之（吾国谱系，虽至周代始发达；然周以前粗疎脱略之谱系式记载，亦必有之，故与两元进化説仍不相戾）。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故有言志之诗，而後有永言之歌（歌者，歌其诗也，此爲徒歌）；有永言之歌，而後有依永之声；有依永之声，而後有和声之律；有和声之律，而後有乐器之作，以与徒歌相和。自伏羲作瑟，女娲作笙簧，已有乐歌，所歌者即谓之诗。其诗如後世之歌謡，播於口耳，不着篇章，故易湮灭失传。然则诗歌先文字而有，郑玄谓“诗之兴焉，谅不於上皇之世”（见《诗谱》序），其説非矣。诗虽起於皇古，然商周以前，其诗已不传，而司马迁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见《孔子世家》）此孔子删《诗》之説所由本也。然观《左氏春秋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所歌之诗，不越十五《国风》、二《雅》、三《颂》，孔子之生，在襄公二十二年，当季札观乐，才七八岁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明周乐在鲁，只有此数，非爲孔子所删定。所谓得所者，盖编定其篇第，传述其事义云耳。其时六代之乐，及夏之《九歌》、《九辨》，盖已亡佚，即商之名颂十二，犹亡其七，他可知也。然则扬武功、述祖德，若《雅》、《颂》之诗，必起自古初（《吕氏春秋·古乐篇》，所引古歌之名，虽系传述，亦足爲徵）。特至孔子时，已湮灭不传耳。
纪传之名，始於《禹本纪》（见《史记·大宛列传》），及《伯夷叔齐传》（见《史记·伯夷列传》，或谓《世本》有《魏文侯斯传》亦在《史记》前。《尚书传》、《春秋传》不在此例）。推而上之，《尧典》、《臯陶谟》，虽无纪传之名，已有纪传之实。《尧典》一篇，首尾百五十载（尧在位七十载。舜徵用三十载，在位五十载），与纪载一时之事迥殊，实爲本纪之权舆，若以司马迁之本纪相较，则《尧典》所缺，惟年月之不明耳。此史学上时间之观念尚未明也。《臯陶谟》但以“粤若稽古臯陶”发端，中间杂载臯陶、禹在帝舜前相陈之昌言，而又叙述帝舜与禹、臯陶、夔之语，而殿以帝与臯陶相和之歌，盖重在臯陶，故曰《臯陶谟》，纯爲叙纪之体，与《尚书》中诰、誓、命之文迥别，实爲列传之权舆，与《史记》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列传不载事功惟载言语文章者相契，所不同者，惟不书臯陶爲何地人耳，此史学上空间之观念尚未明也。司马迁之纪传，在年代记发生之後，史学已达进步之时，《尧典》、《臯陶谟》乃继英雄诗而起，史学尚属幼稚，故仅述局部，不能覩其全体，与诗之叙述相似，试观《尧典》自“钦明文思安安”，至“黎民於变时雍”，以四十八字，概括尧之生平，似商周之雅颂，似後世之铭赞，《臯陶谟》篇末，竟以歌诗作结，盖未脱英雄诗之习也。《尧典》、《臯陶谟》等书，今文家谓爲孔子所作。此盖臆説之辞，不足措信。《左》文十八年传，季文子已引《虞书》“慎徽五典”等文（今见《尧典》），《左》僖二十七年传，晋赵衰称郤縠説礼、乐而敦《诗》、《书》；又引《夏书》“赋纳以言”等文（今见《臯陶谟》，他若《左》文七年传郤缺引《夏书》，《左》庄八年传庄公引《夏书》，《左》昭十四年传叔向引《夏书》，《周语》内史过引《夏书》，《周语》单穆公引《夏书》，诸如此类，或见今《书》，或爲逸文，不胜枚举）。则孔子以前，已有人引《虞》、《夏书》矣。《左》哀十八年传孔子两引《夏书》，则孔子亦引《夏书》矣。谓爲孔子作，夫岂其然？然如段玉裁説，以《尧典》爲夏史所作，据《尧典》“舜陟方乃死”爲证；孙星衍説以《臯陶谟》爲虞史伯夷所述，据司马迁説《臯陶谟》，及《大戴记·诰志篇》虞史伯夷释“幽明”爲证；则又不明虞夏之时，无历史官，且虞夏史去尧、臯陶尚近，何以篇首皆云“粤若稽古”？以意揆之，则《典》《谟》之作，殆出於夏商之际或西周以前乎（英雄诗进而爲纪传，《尧典》、《臯陶谟》前英雄诗必已发达无疑。然纪传既兴而英雄诗仍未絶，如汉以後郊庙歌诗是也，此犹年代记既兴而谱系仍未絶，如汉以後所出谱牒是也）？
谱系起於何代，不可得而考，迹其初起，不过如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而已：年代事蹟，必不详也。司马迁谓“谱牒独记世諡，其辞略”。又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则谱系殆兴於周乎？唐虞传贤，夏初传子，其谱时系有无，盖不可考。有殷一代，兄终弟及者多，至於周代，主於立嫡，始严大宗小宗之辨，故奠世系、辨昭穆，其要事也。此证一也。《史记·三代世表》，出於《世本》，法效《周谱》，然云从黄帝至夏桀二十世，从禹至桀十七世；从黄帝至殷汤十七世，从黄帝至纣四十六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从黄帝至周武王十九世。寻《世表》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世表》从夏禹至桀十七王，中有传弟者四，至桀实十二世（依《世表》例，末王不数，下放此），则黄帝至桀实十六世。若依《汉志》，须加三世，则十九世也，一疑矣。《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殷本纪》则云，“小甲，太庚子”。索隐引《世本》同。《世表》，从黄帝至殷汤十七世，从汤至纣二十九王，中有传弟者十四，至纣实十五世，则黄帝至纣实三十二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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