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世本》及《殷本纪》，须加一世，则三十三世也，二疑矣。据《世表》黄帝至汤十七世，黄帝至纣三十二世，而黄帝至周武王仅十九世；武王与纣并世，何殷周世系相差如是其远乎？三疑矣。由此观之，周以前谱系，皆由周人追録，知则録之，不知则阙；自周以下，不特王室世系，井然不紊，即诸侯之谱，亦详载而靡遗，此二证也。周代掌谱系之官，在王室则有小史，在诸侯则如楚之三闾大夫；周以前未闻有此官制。此三证也。《史通·表历篇》云，“谱之建名，起於周代”。盖亦同於斯意也。（梁玉绳《史记志疑》据《礼·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云，“黄帝传十世，少昊传八世，颛顼传二十世，帝喾传十世”，以疑《史记·三代世表》。）纬书之不足信，已如上论，然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谓“喾爲伏羲後，尧爲神农後，舜爲黄帝後，禹爲少昊後，汤爲颛顼後，皆不同祖”。而蜀秦宓亦辨五帝非一族，亦足见周以前谱系皆系追述，不足信据。
春秋以前，无编年之史。观乎《尚书》之文，年月阔略，称王称公，非序莫辨，《甘誓》一篇，禹、启、太康，説者非一，莫能证明，《太誓》上系纪元於文王，《金縢》直书“克商二年”，随文泛説，不以一王践祚爲统，此年不系於时王也。《康诰》首书“惟三月哉生魄”，《召诘》首书“惟二月既望”，知有月日而不知事在何年，此月不系於年也。《召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师，戊辰，王在新邑”，知有日时，而不知事在何日，此日不系於月也。史法草苴，明成周故无《春秋》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之术也（周初不特系年於事，即记日亦系於事。如《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甲，太保朝至於洛卜宅”，以下“越三日”、“越五日”、“若翼日”、“越三日”、“越翼日”、“越七日”等句，皆不以日系月而系於事。《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越翼日乙丑，王崩”。四月不载月朔之日子，则甲子乙丑，亦不知在四月何日，则亦以日系事而已）。或谓春秋以前，既无编年之史，何以司马迁谓“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乎？曰，黄帝至周世数，且传闻互异，遑论年数，《汉书·律历志》云，“太史令张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李轨注《法言》云，“世有黄帝之书，论终始之运，当孝文之时，三千五百岁，天地一周也。”（见《重黎篇》）司马迁所以谓“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也。《史记》自共和以前立世表，共和以後始立年表，盖亦以共和之後乃始有编年之史也。或谓晋代汲县发魏襄王冢，得《纪年》，托始黄帝，至春秋以前，皆有年数可稽。此书前人定爲战国时魏人所记，而《汉书·律历志》载刘歆《三统历》，唐虞夏商，皆有总年，自周初至共和乃用鲁历，时周历已亡，则共和以前自有年代可稽，何以谓编年史始於《春秋》乎？曰，《竹书纪年》盖晋束晳等所僞造，本不足信；今本《竹书纪年》，又系宋以後人所僞造，僞中之僞，更不足信。刘歆《三统历》由於推测，与张寿王、单安国等，盖无以异，亦不能据爲塙证。《纪年》云，“夏总年四百七十一年”，《三统历》则云“四百三十二岁”。《纪年》云，“商总年四百九十六年”，《三统历》则云“六百二十九岁”。《纪年》云“自武王灭殷至幽王二百八十一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云，“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此足证今本《竹书纪年》，非晋代原本明甚），《三统历》则云“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二家之説相歧既如彼。刘歆据《鲁历》春秋以前至伯禽初封三百八十六年，而《史记·鲁世家》自伯禽初封至惠公末，得三百二十一年（《史记·封禅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三统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於鲁”。《鲁世家》“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杀幽王”。据此，以鲁世家推算，武王灭殷至幽王末凡二百七十五年。《三统历》云，武王克商後七岁崩。据《三统历》推算武王灭殷，至孝公二十五年幽王被杀，凡三百四十五年。与《纪年》説均异），鲁历与《鲁世家》相异又如此。足见春秋以前，无编年之史，各家所记之年，皆由推算而得，非真出於信史也。然则编年之史始於《春秋》，有説乎？曰《春秋》之作，盖在共和宣王之世，故司马迁年表始共和，墨子引诸国《春秋》，亦上逮宣王而止（《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言宣王、杜伯事，又引《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皆言春秋时事。《左》昭二年传有《鲁春秋》，其後孔子修《春秋》，盖即据此。《晋语》羊舌肸习於《春秋》，《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申叔时告之曰，教之《春秋》。孟子谓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盖当时编年纪事之书，别言之，则曰《乘》、曰《檮杌》，总言之，则皆名曰《春秋》。《史通·六家篇》、《隋书·李德林传》并引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盖当时各国皆有编年之记载。故自共和以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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